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政治了，把《百年孤独》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讨论，因为尽管哥伦比亚始终处于内战状态，但是敌人始终是美国，就像波费里奥·迪亚斯无止尽的叹息所提醒我们的：“啊，倒霉的墨西哥，离上帝如此之远，却离美国如此之近！”这些外国佬，这个古怪的、外来的种族，只要他们一接近就会使人肌肉紧张，而且总会引起怀疑。但是在这里，他们被简化为一个谦逊的人，布朗先生，之后又被取代为一个没有面貌的香蕉公司，这个公司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对工会的破坏、血腥的镇压，并最终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搬迁（这是对几十年后美国自身发生的工厂外迁浪潮的一种可怕预测）。它也造成了连续八年下雨的荒凉状况：一个泥土的世界，是洪水与干旱最糟糕的辩证结合。但是这一系列事件中真正富有艺术的政治性并不仅仅是它神秘的象征主义，甚至也不是它如何将展现恶棍、外国人和集体演员所造成的集中的形式问题用富有技巧的方式躲避开，而是它如何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最高主旨进行了重新调配，这个最高主旨并不是记忆，而是遗忘。失眠的瘟疫（以及由此造成的失忆）已经早就被克服了。但是一个特定的——人们会想说，一个外科手术上的——失忆又重新被激发出来：除了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之外，没人记得屠杀工人的事情。它成功地、魔幻般地，却也是自然地从集体记忆中被去除掉了，这种典型的压迫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活过历史上久远的噩梦，尽管身处“历史的屠宰场”（黑格尔语），我们还是能够快乐地生活下去。这就是魔幻现实主义所说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所指的政治现实主义。
这种战争范式的语境当中，却有一种特别贫瘠、骨瘦如柴的特点：战争不能提供家庭范式所具有的丰富轶事，特别是在这部小说中它被简化为敌我双方明显的互惠行为。真正产生的并不是一场充满了处决的战争小说，并不是从著名的第一句话开始（“面对行刑队”），接着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反转（奥雷里亚诺两次逃过处决，而他的兄弟何塞·阿尔卡蒂奥却被处决，还有另外一些替身）的一场处决大戏。在这个时间意义上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边缘”，处决所带来的是在令人窒息的持续性——布鲁姆很讨厌这个——当中的一次停顿，这种持续性是由饱和的时间线和永动的叙事所产生的。这种停顿就为一种新的事件提供了空间，即记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记忆作为一个事件的表现将这种时间性彻底改变了：完全不像我们熟悉的普鲁斯特的方式，它本身就像一道闪电一样袭来。怀旧是轶事性的，记忆不是唤起过去，不是在充斥着延续不断的语句的空间中寻找一个西班牙巴洛克式的叙事。不可能存在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过去，也没有真正的当下（读过小说的人们都知道，真正存在的是一部手稿，我们一会儿就要讨论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