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茹志鹃与王安忆的笔下，文工团是集体与个人的相濡以沫
当个体的情感和命运被放到集体的对立面时，人们还会想起其他关于文工团的故事吗？比如王安忆和她的母亲茹志鹃，她们所分别亲历的徐州地区文工团、华中和华东军区文工团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里，茹志鹃写出了童年时或寄人篱下、或悲惨流浪的饥寒、折辱、愤恨和抗争。带着这样的身世和经历，18岁的茹志鹃甫一加入华中军区文工团，就把它视作一个“真诚、友爱、温暖如春的家”。虽然茹志鹃没有直接写过文工团，但是，在她关于战争岁月的数篇短篇小说里，我们可以读到文工团所属的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集体、同志、友爱这些词语都是在敌我生死搏斗里生长出来的，只有敌人才会“亏欠”、才需要“还债”，而在集体内部、在同志之间，充盈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情感。1961年的短篇小说 《同志之间》 就是以一个文工团团员的视角，叙述了炊事员老朱在急行军路上掉队以后的动人故事。个人性情的差异、观念的偏差、甚至曾经的误会和吵架，凡此种种，在生死关头都没有人计较，都立刻让位于同志之间高尚纯粹的友爱和爱护关切的深情。对茹志鹃来说，那些壕沟里的战斗、行军途上的泥泞、夜空里呼啸的子弹、长河边老乡撑船的臂膀，早已是同她和文工团血肉相连的一部分。
和平年代，文工团作为我国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遍布军队和地方。地区文工团不仅要为艺术金字塔输送人才，为地方居民生产文化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为许多人解决了生计问题。同样是描写1970年代末期、历史浪潮大转折里的文工团，每一座破砖房、每一个因为机缘巧合来到文工团的个体身上，都有王安忆寄予的深深同情。如果文工团的肌体能有一个横截面，犹如历史性形成的地质层，那么它的内部结构就是多孔的、多通道的，成分芜杂、新旧参差，所蕴含的情感也是多面的。小说 《文工团》 就是对这一历史构造的观察、描摹和理解。在王安忆笔下，文工团的院落“有老有小，有鸡有鸭”，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前唱柳子戏、带着旧习气的老艺人，艺校毕业、“鹤立鸡群”的大学生，部队转业来的干部，从郊县和农村招来的小学员，以及作者本人这样的下乡知青，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生活和工作在拥挤的院落里，他们对“集体”的理解不是来自书本和教条，而是更多地源于生活。虽然为了日常生计，人们免不了拌嘴、吵闹、动粗，有时候变得琐碎、庸俗、小心眼，但这个集体的一些原则仍然非常硬气。比如，老艺人们继承的传统艺德有着重要地位，任何一个个体对演出的承诺都事关集体荣誉。而作为集体，文工团也信守自己的承诺，如果招来的小学员最终不适合上台表演，那么文工团也“从来不抛弃不幸的孩子”，他们要么留下来做幕后工作，要么习得一技之长、再作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