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现代观念里，艺术是一种能量，艺术是与社会同构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怡婷她在回顾整个大楼故事的时候，她有一句心里话……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这同时又和文学的存在方式分不开，林奕含独有的想不开的问题是：文学之成为文学，乃在于对人生的一种静观的态度。而她也以一种静观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批判。这使她更彻底地置身于恶而毫无防护，因为文学要求她再次背叛自己，她的文学牺牲的感觉区域却也是由社会的沉默所造成的隔离防护带。林奕含并不缺乏想象力，但她的想象力却并未驯服恶，而是被恶摧毁，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恶是无想象力的，恶是想象力的缺乏，恶非智能，而是智能的丧失。
狼师陈星
台湾社会应该替女作家写出另一部书
林奕含并非死于自杀，而是死于她被诱奸之后——社会的集体沉默，死于一种——东方的——诱奸文化。于是她的小说，竟成为她唯一发声的武器。当然，还有她的自杀，也是一种发声。汉语世界比英语世界更有资格成就一种诱奸文化，而且，诱奸还是汉语知识人/上层社会的特权，非知识人或下层社会似乎只能强奸？——要知道我们讨论的这些事件，发生在教育领域。但正是汉语文化圈，最缺乏对恶的认知能力，而无理增加汉语人面对恶的羞耻。应该说明，文化不是（全）善，而是向善。要建立一种能够对付恶、与恶斗争并且讲究斗争艺术的更为强硬的人生态度，至少，也应该是一种章太炎式的善恶一同进化的“俱分进化论”。
既然鲍曼可以将现代性与大屠杀关联起来，那么林奕含也有理由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具体补救的办法还有很多，如像李银河建议的那样将性侵罪正名为“身体伤害罪”，以防止污名化受害者，如台湾是否应该废止容易让诱奸犯与诱奸犯的妻子串通起来——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控告受害者的“通奸罪”，女权组织是否应该为诱奸者建立档案，如厦大吴春明、北影朱正明、河大萧开愚……真正可悲的将是，林奕含不仅未能撼动文学的大厦，也未能损伤陈星分毫。如果结果如此，台湾的民主就仍是令人失望的，虽然我们也知道整个事件包含文学、新闻和法律不同层面的问题。
王东东，诗人，学者，现供职于某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