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谈中国诗：曾经“边缘”的会变成“中心”

有人说研习诗歌是一辈子的工作，学中文又是一辈子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同时精通两者。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温伯格：韦利、华兹生和辛顿这三位都证明了可以做到。

韦利曾经说过：古典诗歌里的典故是中国诗的恶习，最终会毁了诗。您同意他的看法吗？在翻译中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温伯格：翻译的理想境界是没有注释。有时候可以通过增加一两个词来达到效果。随便编个例子，比方有个杨将军以残忍著称，中国读者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明白；一个西方读者就需要一点解释：“残忍的杨将军。”这样翻就不算画蛇添足。（应该说明的是，不少典故哪怕对中国当代读者来说也是很陌生的。）

中文以复义著称，“诗无达诂”是我们挂在嘴边的话。有些诗人比如李商隐的作品就隐晦而难以捉摸。您认为中文诗的翻译是对原作诗意的缩水简化，还是赋予了原作一种新的生命呢？

温伯格：我认识一个美国诗人，一个中文字也不识，说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李商隐……复杂性并不是中国诗才有的特点呀！我曾经帮助北岛翻译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的一首短诗，其中许多词都难以落实到精确的意思。只有糟糕的翻译才是缩水或者简化。很明显，一首诗的翻译不会跟原作一模一样。但好的翻译能够在目标语言里唤起一些原作中不存在的东西。这不仅是给原诗带来新生，也是给译文语言的文学带去新鲜的活力。

韦利从未到过中国，只是通过想象翻译中国诗。您曾经分析过王维诗《鹿柴》的十九种翻译。您觉得一定要亲眼看过陕西蓝田的山林、青苔，才能准确理解诗人描述的那一个瞬间吗？还是旅行其实会限制诗意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