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谈中国诗：曾经“边缘”的会变成“中心”

温伯格：你可不用去地狱逛一圈才能翻译但丁（恐怕但丁自己也没去过呢），何况古代中国的风景放到如今，只有在一些与世隔绝的地方才被保留了下来。恐怕译者只能靠想象了。不过王维这首诗倒是一个有趣的特例，两种最“诗意”的翻译是王红公和斯奈德的，他俩都花了大量时间在野外；斯奈德通过这样的经历，在诗中看到了一些其他译者漏掉的东西。

我们比较有把握的判断是，译者的个人生活跟翻译的质量关联不大。华兹生和韦利都是城市人，但山水诗翻得特别好。辛顿住在乡下，可以把中国山川“译成”他家乡佛蒙特州的山川。韦利从未去过中国，华兹生大半生住在日本，只在老年时去过中国一次；辛顿在台湾住过一两年，好像也只去过大陆一次。相较之下，有些很糟糕的译者倒是在中国住了不少年。

葛瑞汉说过“翻译中国诗的艺术”是“意象派运动的副产品”，五六十年代的禅学热又带动了一波中诗翻译。是不是可以说，在西方，中国诗很少被放在它自己的历史语境里讨论，而一直是某种西方文学风潮的附带产物？

温伯格：从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庞德在中国诗歌里（以及其他国家的诗歌）发现了他想在美国诗歌中寻找的东西。几年后，胡适在受到中国诗启发的美国诗歌里（尤其是庞德为意象派运动写的宣言）找到了他想在中国诗中寻找的东西。斯奈德和王红公（以及他们的读者）对中国诗的兴趣也的确是他们参与禅学的一部分（斯奈德是修禅的，王红公是智性兴趣）。这是一个人的知识的扩充，而不能仅仅被视作是赶时髦。

举个例子，杜甫是一位伟大的国际性诗人。你不用了解中国的历史或文学也能够阅读杜甫，就像你不需要了解古希腊的历史也能读荷马一样；我完全搞不清中世纪政治，但是不妨碍我读但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