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艺术门类相比，话剧的对外交流具有情感沟通更直接、思想表达更深刻的优势，与此同时，创作者必须面对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折扣”。对于人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任鸣有自己的看法：“民族”和“世界”共通的基础，是作品需要同时具备广泛的普遍性和深刻的人类性。他并不讳言，向海外剧院推荐剧目时，对方往往更偏爱能够呈现传统东方之美的历史剧，“我们需要做的，是带给国外观众崭新审美体验的同时，避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奇观化展示。以‘共情’激发‘共鸣’，就能把话剧演进国外观众的心里。”

创排《我们的荆轲》时，任鸣已有“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看懂这部戏”的自觉。莫言的剧本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侠士，在此基础上，任鸣将荆轲塑造为一个肩负重任又迷惘于自身价值的人，一个被功利心蚕食着理想却最终悲壮赴死、成就英名的人。这令“外国观众即便不了解荆轲，也能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找到对应的艺术形象”。

有位芬兰戏剧研究者专程前往圣彼得堡观看《我们的荆轲》，剧终后激动地拦住北京人艺工作人员，因为在剧中看到了“哈姆雷特式的两难境地”。法国《普罗旺斯日报》则这样评价该剧在马赛的演出：“这是可以超越地缘距离与文化差异的经典作品。它把故事的核心角色带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这个普通人与你我相同，内在充满符合人性的冲突、矛盾和情感。”

让中国话剧“扬帆远航”

北京人艺亲历了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更是中国话剧“走出去”的积极参与者。近年来，亮相海外舞台的不仅有《茶馆》《雷雨》这样的经典大作，也有《我们的荆轲》《司马迁》等集中呈现东方审美意趣的作品。而在艺术创作之外，如何帮助浸润东方风、民族味的话剧“扬帆远航”，是人艺人不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