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白毛女》剧本传入北京大学。这年寒假，在庆祝北京大学民间舞蹈社成立的晚会上，以《年关》为名演出了《白毛女》的第一幕第一场。此后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演多场。郭沫若在重庆时就听说过《白毛女》的故事，非常期待看到演出。1948年5月29日，《白毛女》在香港公演。郭沫若十分兴奋，他以革命文艺主将特有的眼光提醒人们，“要从这动人的故事中看出时代的象征”，“要从这动人的旋律中听取革命的步伐”。《白毛女》在港演出盛况空前，一票难求，有的观众从澳门、新加坡等地赶来观看，有的为了买票，带着行李在剧院门口过夜排队。文艺家们更是给予了热情赞扬。茅盾认为，《白毛女》更有资格被称为“中国式的歌剧”。冯乃超盛赞《白毛女》是“民族形式的歌剧”“中国第一部歌剧”，“在人民艺术的发展与进步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解放战争期间，从秧歌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秧歌剧、新歌剧创作，广泛开展于全国各地。1947年5月发布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文艺工作的三个决定》提出，“特别是群众综合民间戏剧、音乐、歌舞、话剧、活报、快板等各种形式所创造的新歌剧，更应该发展”。在东北，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演出了《为谁打天下》《天下无敌》《钢骨铁筋》《打到底》《杨勇立功》（后改名为《王勇立功》）等作品。其中，《杨勇立功》被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称为“表现战争生活，具有独特风格的新颖之作”。在华北，抗敌剧社的《不要杀他》，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的形象，表现了抗战时期解放区军民的深厚情谊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火线剧社的《大王庄》取材于整党运动真实案例，紧张的情节、性格化的人物、群众化的语言，冀中地方戏的特色曲调，赢得了军民一致好评。在西北，战斗剧社的魏风得知刘胡兰牺牲的消息后，赶往刘胡兰的家乡，从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那里认真了解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又到就义现场缅怀烈士，写出了话剧《刘胡兰》，后改编为歌剧，极富艺术感染力地彰显了刘胡兰精神，产生了强大的鼓舞作用。“为刘胡兰报仇”的怒吼，回响在各个战场。六十三军文工团排演的《送草帽》借鉴戏曲表演形式，反映部队现实生活。在华东，国防剧团采取胶东秧歌小调，推出了以改造二流子为内容的秧歌剧《改邪归正》。二十四军文工团的《官逼民反》则成为战俘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教材，有时看完演出已是深夜，部分战士还在自动诉苦，不少人声泪俱下……

这些作品或许不如《白毛女》有名，但同样在革命文艺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许多年后，在延安扮演喜儿的王昆回忆起周扬当年说过这样一段话：“因为我们马上要胜利了，新的局面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气象、新的味道。”文艺是时代的先声，也是新生活的报春花。回顾20世纪40年代从延安扭向全国的秧歌，以及那一部部激动人心的秧歌剧、新歌剧，我们仿佛听到了胜利的锣鼓，看到了翻身的喜悦，更感受到文艺跟党走、为人民的精神传统，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如指路灯塔，照耀着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潜心耕耘，奉献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