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汉城的戏曲评论始终站在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角度，把中国戏曲与民族心理、风俗信仰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从人类文化和民族戏曲美学的高度指导当代舞台艺术实践，并与各种贬损和矮化民族文化的言论展开论争。

有段时间，有些人老拿外国的悲剧理论来套中国戏曲，认为悲剧就必须向西方悲剧那样彻底毁灭，一悲到底，那些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是“粉饰现实”的“光明尾巴”，会降低悲剧净化心灵的力量并麻痹人们的斗志。郭汉城撰写文章，结合“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中人定胜天的思想以及梁祝化蝶、青儿焚塔、窦娥三桩誓愿等戏曲典故，阐明善恶分明、好人好报的乐观主义精神已作为民族心理渗透到我们的文化形态中，构成了中国戏曲有别于西方悲剧的重要民族特征，指出应重视本民族戏曲的风格和传统。

“中国戏曲几乎没有希腊式的毁灭性悲剧，而是悲喜交互式的存在。只有当胜利的结局呈现于舞台时，观众才感到满足。但这不是廉价的情感宣泄，而是民族精神和历史经验在审美形态中的表现。固然，美好事物的毁灭能产生崇高之美；但美好事物的胜利以及理想在现实和幻想中曲折实现，同样能产生另一种崇高的美——力量之美、意志之美，它的震撼甚至不比那种让好人毁灭来暴露社会罪恶的悲剧意义小。”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学一定包括这个民族的语言、心理特征、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离开了这些，戏曲就失去了民族的特色和光彩。

他的评论不发高深空泛的议论，不玩冷漠抽象的概念，而是秉持“寻美”和“求疵”并行的原则，坚持真理、直陈弊端、阐明立场，进而开具解决问题的良方。1956年，在文化部举办的“第二届戏曲演员讲习会”上，有些人在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时，粗暴对待戏曲遗产，把“反封建”“爱国主义”之类的概念强塞进剧本，对没有重大教育意义的生活小戏妄加否定。为此，郭汉城撰文呼吁创作者正确衡量传统剧目的意义，万不可采取一杀就杀掉一批的做法。在他看来，一些生活小戏固然没有“伟大的教育意义”，但它们传递出的美感享受同样起到了启发人们认识生活和用高尚的感情对待生活的作用，这就是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文艺作品中的思想和形象是无法割裂的，思想只有透过形象才能表达出来；那些把人物的思想与整个作品的思想等同起来，以为只要提高了人物的思想，整个作品的思想也就水涨船高，其实只会适得其反。他提醒改编者要重视戏曲的规律和特点，把人物写真，把感情写深，通过典型形象潜移默化地感染人、影响人，切忌生拉硬拽给人物贴标签。这些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评论及时解开了创作者的心结，匡正了戏曲改革道路上的种种偏狭和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