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场到学堂,并不仅是纯粹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包括了社会支配关系或者说权力关系的重构。应星通过对湖南科场的集体传记研究,并分析新式学堂的地区分布、学费和学堂的重心,发现新式学堂虽然导致了既得利益的分化,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了权力的重组,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反而扯去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交换之上的遮羞布,使这种支配关系的遮蔽机制被破坏殆尽。
但另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分化也瓦解了传统科场维持的“士绅惯习”,也就是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内部的被统治者之间通过科举实现内部整合与利益分配,传统的“士绅惯习”突变为新式学生的“反体制冲动”。学堂之设本是遵循“中体西用”、“保教益智”的宗旨,试图通过课堂传统文化的灌输培养“应时救世之才”,但是对于那些“无衣食之忧、父母之训、家室之累”,却有着青春之激荡、眼界之开放、同道之砥砺的学生而言,学堂培养了一种特殊的兴趣取向,成为了培育乌托邦思想的温床,也就是应星所谓的“反体制冲动”。
同时,科举废除后的新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原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又丧失了科举体制所特有的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新式学生群体数量庞大、出路堵塞,加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因而形成比科举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这种“反体制冲动”也贯穿了应星研究视野下的整个三十多年。
为何蔡元培没能构建一个“学术社会”?
应星研究的第二个案例是1917-1923年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
应星套用牟宗三的说法,认为蔡元培的北大改革,试图在“政统”与“道统”之外,打造一个“学统”,所谓“政统”是传统的政治权力系统,“道统”指的是道德,而“学统”则是科学实践话语,建立“学统”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外于政治的“学术社会”。应星认为,蔡元培实质上是以西方的经验科学为基础,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也”为宗旨,一方面以相对独立自主的精神构筑起一个与“政统“相对应的张力,另一方面又希望在“美育”的辅助下,对“道统”进行重组。
当然,不是每个状元都能做高官,事实上,历朝状元能做到封疆大吏、六部尚书的很少、大学士基本没有,虽然在中状元的时候风光无限,但仕途往往都是平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