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这里所提及的“权力”，在男女两性中显然落在男性一边，在异性恋与同性恋中，自然落在前者，而在西方的主流白人基督教与移民的穆斯林群体中，答案依旧是前者。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二元世界，即总会因为存在“我”而必然出现一个“他者”。而对于这一“他者”，我们从西方传统的哲学史中看到的主流意象，往往都是危险而需要防备的（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甚至必须予以消灭之。而这便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二元论。
电影《性别之战》
9月，根据1973年女性网球选手比利·简·金真实故事所改编的电影《性别之战》中，这一男女二元对立被其中那位十分浮夸且男权中心的网球手鲍比·里格斯发挥到极致。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正是西方第二波女权运动兴起之时。在这一波女权运动中，女性把目光从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对于教育和选票上移开，直接攻击那些由男性建构，为了维护他们统治权力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就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这一结构本身既能巩固其核心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具有再生产的功能，由此便能达到对自身自然化和普适化的创造以及对于这一建构过程的掩盖。
在《性别之战》中，里格斯对于女性以及女性网球选手的言论完全是典型的男权社会体制的产物，即认为女性从生理上便是低人一等的。这一对于女性的建构，我们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随着19世纪医学、生物科学以及心理学的确立和进一步发展，不仅仅只有那些性少数群体，就连女性也被从生物学这一角度宣判为是难以比肩男性的。因此里格斯不遗余力地发挥着产生于19世纪的女性观念，即女性的世界是家庭，是厨房；她们因为缺少或是没有能力像男性一样运用理性，而不能参与公共空间的讨论；又因为女性是感性、敏感且脆弱的，因而无法承受在体育运动中所产生的压力……虽然里格斯本人是跳梁小丑，但他对第二波女权运动所争取的一切权益毫不避讳的嘲笑，以及把有着他私人目的的网球比赛当做男女两性的较量，而让比利·简·金最终不得不接受他的挑战。
这是一个需要反复自我证明的漫长过程，就像整个女权以及（性）少数族群的权利运动一样，它无法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某些具体事件的产生而必须作出相应的回应。而在这些回应和反驳中，我们又总是发现自己不时地处于某种de javu(既视感)之中，因为在今日对于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的污名，在上个世纪已经发生过，并且也早已经被多次反驳过。但它并不意味着，这些言论和观念就不会在今日出现。而这也或许就是当我们听到一个总统候选人（或是如国内的一些学者、教授等知识分子）的性别观念竟然是如此陈旧而恶劣时，所感到的惊讶与愤怒。
我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相片，一位参加女性游行的老年妇女穿着一件写有大意如下句子的衬衫：“我不敢相信，我现在依旧在抗议这些shit ”。她或许参加过上世纪后期的第二波女权运动，而在2017年年初的大游行中，她抗议的依旧还是曾经的那些“shit”：男性对于女性的公然侮辱，权力对于女性的偏见，工作中处处存在的对于女性的不利因素，如好莱坞女星这些年一直在呼吁的男女资薪平等问题。
二
挪威剧《羞耻》第四季
在对前两拨女权运动的反思中，那些来自边缘世界的女性批评这些产生自西方白人女性的运动本身同样存在着强烈的排他性和局限，即她们忽视了非西方世界中的女性。这一点随着去年难民潮的爆发而再次被凸现出来，而挪威剧《羞耻》第四季围绕一个年轻穆斯林女孩的生活与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当下西方在面对大批入境（或已经生活在他们身边）的难民时，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安、紧张与偏见。在剧中有一幕，穆斯林女孩Sana对一位挪威朋友说：“试戴一天头巾，你就会发现，大部分挪威人都是种族歧视者。”
而她作为一个“他者”，要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并且依旧能保持自己的信仰，便成了年纪轻轻的她必须去小心翼翼摸索的生活课题。因为生活于这样的“他者”世界中，总是充满危险的。而这部剧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另一种可能，即通过不断的交流和谈论，让“他者”理解我们；并不是变成“他者”，而是让“他们”明白，我们彼此分享着相同的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所期望的安定，就如剧中Yousef所说：“民主的理念，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完全不同上，而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的价值皆为平等这个基础上。”
由达斯汀·兰斯·布莱克根据克里夫·琼斯同名自传改编的美剧《当我们崛起时》，同样展现了一个社会中性少数族群漫长而艰难的反抗与争取权利的故事。这部剧讲述的正是上世纪70年代于美国兴起的各种运动，从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到女性运动以及同志平权运动。克里夫·琼斯是美国赫赫有名的同志运动领袖，他曾跟随著名的“卡斯特罗市长”哈维尔·米尔克争取同志权益，并且在米尔克被枪杀后继续走在游行抗议的最前面。
美剧《当我们崛起时》
如果一位女性成功地闯入男性俱乐部，掌握了在艺术市场获得成功的手段——这一前提是要非常非常“成功“地闯入。那么，普遍来说，她很有可能比和她相当地位的男性艺术家更为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