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里戏外 告别性别歧视

在2016年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关键判决》中，围绕安妮塔·希尔教授对于当时被提名为美国最高大法院法官候选人的劳伦斯·托马斯性侵指控的爆炸性讨论，让1991年的美国民众对性骚扰与受害者权益有了完全崭新的思考。这件案件让人们意识到存在于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所中的那些不起眼的事情中所隐藏的魔鬼。

在韦恩斯坦事件爆发和持续发酵中，许多勇敢的女性接连站出来指控那些手握权势的男性对她们的性骚扰和伤害。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爵士因此辞职，首席国务大臣达米安·格林也因为受到性不当行为的指控而被调查，并且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投诉他们在威斯敏斯遭受的委屈。而无论是韦恩斯坦、凯文·史派西与国防大臣的性骚扰与性侵事件，还是国内接二连三爆出的性侵新闻，它们所反映出的一个基本现实便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教育，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依旧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以及政治气氛的变化而变化。韦恩斯坦事件像一颗炸弹般在推特上爆炸，并由此产生了“#Metoo”的网络运动，揭露存在于我们生活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无足轻重的性别偏见和污名。

我们承认在这些年中，女性或是其他少数族群的权益得到了改善和进步，但我们同样需要正视的是，那些根深蒂固的体制依旧在反复地创造和生产着男权体制。在其中，权力、金钱和性依旧在曾经的故事中反复上演。而生产这一体制的并非仅仅只有男性，就如福柯和布尔迪厄都曾指出的，女性同样参与了这样的再生产。在《使女的故事》中，管理使女的嬷嬷和大主教们的妻子不便是如此吗？在现实中，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女政客卡利安·康纳薇（Kellyanne Conway）不也如此吗？我们似乎对于性别平权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即——它也曾出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对于男性的彻底排斥，对于女性的一概接受。这些人在此被“性别”标签所欺骗，而忽视了体制本身对其的建构和影响。

在过去这一年中，这些涉及这一现实议题的影视作品都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展现着过去和此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当下并非没由来的，它产生自他人所生活和建构的过去，因此无论这些影视作品里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中期，这个世纪初或就是当下，它们都展现着这一个连贯的诉求，即对于自由、平等和民主深入的期待。这些追求并非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就发生在我们生活之中，甚至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在女性大游行中，无数的男性参与其中，为他人的权利摇旗呐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对于他人同样存在责任，因为没有人会是“孤岛”，也没有人会在丧钟敲响时能塞耳不闻。

韦恩斯坦的事件还未结束，不仅当下，还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