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哈佛大学研究员杜维明所言，“现代化”并非等同于“西方化”。尽管“现代化”起源于欧洲，但是，“如果我们开始从多文明角度看待现代化，那么，那种认为当代西方的经历应在世界其余各地予以重复的说法，就不再可信了”。杜维明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于东亚现代性的参与，总结出若干异于西方现代性的特征，譬如政府在市场经济之中的职能，法律与仁爱之心、以礼相待的互动，家庭作为基本单位的意义以及家与国、公与私之间的有机联结，教育与人格，修身与道德，如此等等。不论诸多具体的分析是否存在出入，杜维明的结论令人深思：“儒学的东亚能在不彻底西方化的情况下充分现代化，这表明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此可以设想，东南亚可以实现它自己的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东亚化。”更大范围内，人们有理由相信“世界各地固有的传统都有转变的潜力，发展出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

在他看来，全球各种文明的对话是当务之急，对话是建立世界和平秩序的前提。现代社会的普遍追求与多种现代性的设想，这种图景包含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面对的“同”与“异”之间的辩证：相似的历史坐标之下，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可能形成相似的追求，然而，每一个民族国家可以依赖自己的文化传统，选择不同的路径抵达现代社会。换言之，价值观念的公约数构成了“共同体”的依据，但是，各个民族国家并未圈定在同一条跑道之上，每一个民族国家可以独辟蹊径，从不同的方向登上高地。

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社会意味着重大的结构转型。世界范围的频繁互动导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跨越空间的互动愈来愈密集，民族国家内部历时性承传的文化传统相对衰退。这种文化症候时常产生激烈的争论，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分庭抗礼、相持不下，“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或者“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指责此起彼伏。事实上，这种状况涉及民族主体、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多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