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与概念史交互运用 重审中国的“近代”(2)

《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作者自序

家乡很远，天下很近。每当新学期开始，我总会问学生能不能讲讲家乡的历史，得到的回答总是令人感叹不已。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有一段批评旧史学弊端的文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百年后的今天，如果将第一句话中的“朝廷”改为家乡或地方，四句话似乎还可以倒过来阅读。

19世纪以降的中国历史通常被称为近代史，中国的近代是在市场、战争、改良、革命等力学作用下逐渐展开的“匀质化”过程：直线的时间出现了，杂质的空间被（想像）抹平，人与人的公共意识差异被最大限度缩小。近代国家追求的目标正是梁启超所推崇的历史叙事，这一历史叙事要上溯到一个世纪以前的欧洲。

18世纪末，作为现代概念的“历史”是与“未来”一起诞生的，按照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的说法，“历史”从复数名词变成单数集合名词，具有事件、叙述和知识三个面向。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vonRanke）扬弃文明-进步的普遍史叙事（univer⁃salhistory），以科学的实证方法关注特定时空下人群的聚散离合，建构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学，此即通常所说的以领土国家（territorialstate）或民族共同体（nationalcommunity）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学。兰克开启的现代历史学影响深远。拉维斯（ErnestLavisse）、莫诺（CabrielMonod）、瑟诺博思（CharlesSeignobos）等负笈德国，学习兰克史学方法，奠定了法国现代历史学学科体系。1887年，兰克去世的第二年，其弟子犹太人路德维希·里斯（LudwigRiess）漂洋过海，受聘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里斯用佶屈聱牙的英语课堂授徒，规范史学写作，创办了比《美国历史评论》还要早的《史学杂志》，培养了日本第一批现代历史学家，泽被今日。而在有悠久修史传统的中国，19世纪末以降，在西学东渐和东学（日本化的西学）入华的背景下，文明-进步的普遍史学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史学先后被介绍到中国，催生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诞生。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