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与概念史交互运用 重审中国的“近代”(5)

从社会史角度关注“中国近代”的复杂性，并非要将中国近代打入另册，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在全球视野下把捉中国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冲击。本书第二编四章切换观察的角度，从东西关系讨论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之问题。第四章《“东洋”的变迁——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东洋”概念》考察了作为空间概念和心性概念的“东洋”内涵的变迁，触及何谓中国之问题。1870年，在行将结束环球旅行时，清朝出使大臣志刚在日记中不无自信地写道：“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起源神话是近代国家建构中必不可少的象征资源，上个世纪末以来黄帝是讨论民族主义时常被论及的符号，与将黄帝视为断裂的近代性符号不同，第五章《连续性与断裂——二十世纪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通过分析清王朝统治下的历史教科书，表明黄帝符号虽然在近代有不同的语义变化，但一仍其旧地被作为公共知识而得到重写和传播。第六章和第七章均是对热门话题的批判性反思。在讨论与民族概念相关的“人种”概念时，国外学者有将该问题泛化为中国历史固有现象之倾向，第六章《布鲁门巴哈在东亚——“人分五种说”在东亚的传布及文本比较》通过对布鲁门巴哈“人分五种说”传入过程的梳理，指出在近代中国掀起波澜的人种概念泊自西方，并且受到了日本的影响，但与日本强调差异的言说不同，中国知识人侧重于对抗。第七章《黄帝自巴比伦来？——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梳理了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如何从英国到日本再到中国的过程，与此前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不同，此处尝试从知识的跨文化再生产角度比较日本与中国的差异，指出西来说之所以很快从清末排满知识人的言论中消失，乃是因为该学说暗含了汉族的外来性。可以说，作为知识的中国“近代”是在对近代的前瞻和想像中被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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