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与概念史交互运用 重审中国的“近代”(3)

现代历史学所建构的西方-非西方序列可以置换为先进-落后的等级结构，因而含有西方中心的特征。日本的“东洋史”试图破解西方中心，结果不过是将日本纳入中心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变形。西方中心的历史叙事真正被颠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体系理论、新依附理论等所孕育的后殖民理论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主从关系倒置，翻转了西方中心主义。此外，在以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为代表的研究中，无论是心性史研究，还是社会史研究，或者微观史学，都有将现代历史学的同质性诉求相对化的作用。而后现代方法则意欲否定本质主义、目的论的现代历史学。与针对现代史学的反命题叙事不同，全球史学（globalhis⁃tory）关注人和物在空间上的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群关系，进而解构西方中心的国族叙事。在全球化与地域化、普遍主义与民族主义、非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相互交错的当下，全球史叙事究竟是地平线上的乌托邦，还是触手可及的实在，有待历史书写者的实践。

本书是一本从社会史和概念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之轮廓的著作。促使我思考该问题的契机是1990年代关于国族叙事的讨论。毋庸赘言，处于这一讨论中心位置的是安德森（B.Anderson）的名著《想像的共同体》，该书揭示了民族/nation的非自明性，开启了国族叙事的转向。与此相对，以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Smith）为代表、强调民族/nation本源性的主张成了配角。其实，无论是想像说，还是本源说，都各有其张本：一为强调主观政治性的西欧类型的民族国家，一为强调客观文化性的中欧东欧类型的民族国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都出现于欧洲的近代化过程当中。回到中国语境，在涉及中国认同的讨论中，外国学者多持安德森的观点，中国学者则多持史密斯的看法。前者如不断飘零的雪花，后者象越滚越大的雪球。二者位置亦可互换。前者面对具体的中国族群问题时常常是本源派，后者在面对同样问题时也可能是想像派。这一矛盾，反映了na⁃tion概念用于中国研究的局限性。nation源于拉丁语natio，有出生、产地、部族等含义。18世纪下半叶，伴随近代共和政体与市民意识在西欧和美洲的兴起，nation被赋予了公民对“国家”“共和国”认同的内涵。这一概念传入中国以前，中华世界有着自己的认知系统，是民族或族群解释模式所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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