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与概念史交互运用 重审中国的“近代”(6)

在讨论中国“近代”之轮廓时，论者很容易陷入古今东西的二元对立叙述，上述社会史和思想史方法的交互运用旨在避免这种非此即彼单纯化的尴尬。第三编四章选择宗教/基督教题材，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八章《基督教本土化序章——〈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比较了《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异同，纠正了以往研究的瑕疵，进而指出这条受人诟病的条文未必皆与频发的教案冲突有直接关系，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证明围绕该条款发生的纠纷和冲突大都是地方性的个案，尽可归于地方语境中加以考察。第九章《作为他者的“洋教”——19世纪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则进一步揭示了在地方情境下作为“他者”的“洋教”——基督教角色的逆转。第十章《表述宗教——“中国宗教”在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叙述在1891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上，“最初儒人海西经”的中国外交官彭光誉，基于儒教立场对裔出基督教的“宗教”概念提出了质疑，而在华传教士则揭示了翻译religion概念时遇到的困难。

如果说上述三编展示了中国“近代”不同表象，那么，第四编则试图讨论这些不同表象与论者持有的方法之间的关系。第十一章《中国有中国的尺度——以橘朴与鲁迅的谈话为中心》借用日本记者橘朴与鲁迅对话中的一句话——“支那有支那的尺度”，讨论在剧烈变动的近代，审视中国的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之间有何龃龉。如果隐去对话者的身份，对于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读者一定会十分恍惚。第十二章《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从方法论角度讨论概念史研究的源与流及其在中国近代知识研究中的意义，提出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性基础概念研究的“四化”标准。

本书四编十二章，皆为诠释中国“近代”之轮廓的实证研究。笔者犹记中学时读到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曾经热血翻腾。如今，治史三十余载，不但不敢轻言“正《易传》，继《春秋》”，反而觉得应该回到希罗多德所说的“历史”（His⁃toria）即调查研究，套用意大利哲学家詹尼·瓦蒂默（GianniVattimo）话，“弱思考”（ipensierodebol）不失为摆脱形而上学纠缠的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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