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3年出版的《葡汉辞典》(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把“龙”译为bicha-serpens(林虹秀汉译为“似蛇之大虫”),把“蛟”译为葡萄牙文drago,即拉丁音里的dracō或英语中的dragon。一般认为该辞典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编撰,但学界对此存有异议,此辞书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利玛窦的继任者、意大利人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在1602年左右汉译《圣若撒法始末》时,将其中的dracō译为“毒龙”或“猛龙”。李奭学认为:“‘蛟’或‘龙’字的欧译或‘dracō’的中译,可能因此便在历史上正式定调。”
1635年,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用葡萄牙文撰写《大中国志》一书。书中用利玛窦和罗明坚翻译“蛟”的葡文dragào转译《封禅书》中黄帝所乘之龙。也就是说,曾德昭没有区分“龙”和“蛟”。
1815年前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中文全译《圣经》,为此他在澳门编出了译经的副产品,即史上第一部《华英字典》,而其中“龙”字根据龙华民的译法译为拉丁文的dracō,然后再译为英文dragon。由于马礼逊的影响很大,此后的人都使用这一译法。终于,中国龙和欧洲的杜拉更被混为一谈。
在此前一年,即1814年,英国传教士马希曼(Joshua Marshman)出版了《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中国言法》一书,其中把“龙”注音为loong。笔者检索时还发现,在1817年出版的一本英国外交官中国游记中写有“the Loong-wang-Miao, or temple of the Dragon King”,这显然是在分别音译和意译“龙王庙”。从那时起,loong这一音译法一直延续至今,例如1940年代上海出品的龙凤牌香烟的英文名是“Loong Voong Cigaratte”;海外华人姓名中的“龙”字也这样音译,武术明星李小龙的外文名之一是Lee Siu Loong。
“殷墟博物馆深入解读商文明,厘清商文明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总量14万余件,特色藏品有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彩陶、票证、农业宣传画、高密年画、土壤标本、农业蜡果等,其中一级文物213件。馆内设有基本陈列“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土壤标本”“彩韵陶魂——田士利捐赠彩陶展”,还有农业科普馆、二十四节气传统农事园等,生动展示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农业文明。
“吴兴”为湖州古称,自三国始立一直都是江表大郡,两宋时期,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留下了众多名园佳构,形成了以山水泽地园居为主的别业集群。
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曾有短剧导演接受采访时说:“竖屏短剧世界里,主打的就是一个‘白日做梦’,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如今,这份情绪价值的投喂对象直指年轻人。
平遥坚持保护为先,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古城特色,把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旅拍热兴起后,平遥县职能部门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指导、培训,同时加强对旅拍行业的监管,确保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促进旅拍行业健康发展。
不久前,有朋友和我聊到金庸,谈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说到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同于传统小说,里面的女性均有血有肉,不是纸片人。朋友还举了“梅超风”和“叶二娘”两位为例子,说她们均有悲惨的过去,导致她们成为小说里的“恶人”,人物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这属于金庸小说的现代笔法。
3000多年前的陶三通、铸有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要道,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大西北,既有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辉煌,也因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2月12日正月初三18时30分,中国文字博物馆内灯火通明,游人如织,“一字千年·博物馆奇妙夜”龙年夜场系列活动正在这里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