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大河之流】

河北博物院的西汉长信宫灯，饱含着彼时刚刚凝聚起来的汉族的精气神；唐代流光溢彩的金器或鎏金银器，不少受到拜占庭、萨珊波斯和粟特金银器风格影响

中华文明之流，延绵不绝。无论是秦汉隋唐大一统，还是魏晋宋辽裂土治，不同时期都在发生着域内各民族间的融合碰撞，这种交流又逐渐延伸到域外文明。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范畴可谓在不断丰富与发展。

来自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无疑是西汉帝国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之一，饱含着彼时刚刚凝聚起来的汉族的精气神。它被放置在文华殿后殿中心，设计者于展柜上方吊挂了一帘仿华盖形状的橘红色纱幔，内部接上灯光，远远看去光彩夺目像一盏明灯，与下方金灿灿的长信宫灯彼此呼应，凸显文物的尊贵和韵味。长信宫灯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设计十分巧妙，因曾放置于汉文帝皇后（刘胜祖母窦氏）所居长信宫而得名。灯身为跽坐宫女，神态恬静优雅，两撇蹙眉暗含深意，将遥远的汉宫往事塞进时间胶囊一直穿越到今天。

汉长信宫灯

中原文明向四周辐射，仿佛融化了偏远地区的“冰川”，汇成支流向干流涌来。战国至汉代古滇国的牛虎铜案用青铜铸造，应是受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又融入当地艺术风格。一只猛虎骑在大牛尾部凶狠撕咬，小牛躲在大牛腹下，丝毫没有感到危机的存在，牛虎铜案的生动性与中原大多数青铜器的规范性形成鲜明反差。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离乱时代，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部族纷纷逐鹿中原，却都受汉文化感召，慢慢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同时以自身血脉和传统让中华文明更加多姿多彩。公元四世纪起，佛教艺术开始发轫，沿着丝绸之路上的足迹一途蓬勃而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敦煌在大漠中成为佛教艺术宝库，西域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此汇流。“何以中国”展出的《鹿王本生故事图》（复制品）呈现出佛教艺术本土化的倾向。随后，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族又掀起几波潮流，让中华文明进一步丰富壮大。来自内蒙古博物院的辽代鹿衔草纹鎏金银马饰与唐代马具如出一辙，工艺极为精湛，在表现游牧民族艺术风格的同时也继承并发扬了中原地区传统图案特色。

秦汉时代浅绿玻璃肋纹钵

汉唐以降，受益于海陆贸易线路的开辟，中华文明同域外文明有了更广阔的对话。华夏民族摒弃偏见，兼收并蓄，以敞亮胸怀拥抱世界，在吸收外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和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以本次展出的辽宁省博物馆藏十六国之前燕慕容鲜卑花树状金步摇为例，它是以花树状枝干上缠绕桃形金叶为形，不同于中原流行的垂珠步摇。这种发饰起源于西亚，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传入，流行于辽西地区，继而传播到朝鲜半岛。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藏的一件新罗金冠，就带有花树状金步摇的特点，中华文明对域外文明的吸纳、消化和再次传播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中国文物带有外来印记，唐代流光溢彩的金器或鎏金银器，不少受到拜占庭、萨珊波斯和粟特金银器风格影响，不但其装饰和造型含有异域元素，连制作工艺都采用外国做法。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更多类型国产商品远销海外。长沙窑、龙泉窑等窑口开始生产专门用于外销的陶瓷，韩国新安沉船打捞出水的文物中，就有许多品质精湛的元代龙泉窑青釉瓷器。福建博物院藏的波斯孔雀蓝釉陶瓶早在五代时期已来到中国，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孔雀蓝釉器物，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生产的孔雀蓝釉陶瓷精美绝伦，想必其工艺可追溯至此。

波斯孔雀蓝釉陶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