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英国著名诗人爱德温来日本访问，其在欢迎宴会上盛赞日本景色宜人、艺术精致、民风淳朴，这些本来都是奉承话，但让大诗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纷纷表示不满，原因是：爱德温只赞扬日本的传统与艺术而丝毫没有提及日本在产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进步，而后者才是日本人最希望听到的。

说白了，当时日本舆论最珍视的其实是“西化”程度，如果能得到西方人的正视与承认，那他们就更加开心而自信了。事实上，日本人在追求西化的路上也闹了不少笑话，如有人以为西装革履外加阿Q所畏惧的那根“文明棍”，或如新女性们打着阳伞夹着书本就是文明开化了——有的人甚至进了屋还打着伞。培里率黑船来日本时，日本人将美国人赠送的牛肉随手丢进海里，但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却认为不吃牛肉简直不能算文明，甚至有人西装革履、一本正经地吃起了牛肉火锅。

当然，和日本相比，清廷在对待西方事物问题上不但可笑而且畏缩。1875年，由于云南“马嘉理”一案，英国公使威妥玛对“中国式”的推诿与抗拒火冒三丈，其大骂总理衙门官员：“自咸丰十一年至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了一岁！”

同光时期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最严肃而又最荒唐可笑的莫过于亲递国书和下跪问题。从乾隆末年的马戛尔尼使团到嘉庆年间的阿美士德使团，都在这一问题上碰了一鼻子灰。然而，乾隆时的国力尚可与英国相捋，但工业革命爆发后，中西方地位已然易位。之后，因为换约问题而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城，咸丰仓皇逃往热河。到了这地步，咸丰最担心的仍旧是洋人以“坚持入觐”为要挟，最终不得不在殿堂之下面见“夷人”。为此，他宁可病死热河也不肯返京。

1861年后，英法等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各国公使要求觐见清帝而又不肯下跪，这一问题成了清廷的一块心病。好在同治继位时仅6岁，总理衙门尚可以“皇帝年幼、太后垂帘听政”为由拒绝其觐见要求，但随着皇帝不断长大，清廷也就陷入了无尽的麻烦之中。1873年同治亲政后，仍无召见各国公使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经过反复交涉，总理衙门最终与各国使节达成协议，其中要点有三：

一是清廷同意外国使节“不行跪拜”而按西方的三鞠躬惯例改为五鞠躬礼觐见清帝，这样的话，双方各让一步，彼此不失体面；

二是外国使节觐见时只可礼貌性地致辞而不能涉及具体事务，如“遽然奏陈，国主亦可以礼谢却”，这主要是防止洋人趁机要挟皇帝；

三是觐见事大，不宜轻举，外国使节应遵守“同见之例，迟早恭候，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用昭郑重”。

1873年7月，各国公使最终觐见同治皇帝。此处有个细节颇值得注意，按总理衙门与各国使节的约定，觐见时不行跪拜礼而行五鞠躬礼，但日本使节副岛种臣行的却是三鞠躬礼，这显然是一种破格的礼遇。清廷此举，似乎有一种“中日同文同种”的政治示好之意。

当然，日本开国之初也同样存在东西礼仪冲突问题。1868年3月，英国公使帕克斯在谒见天皇的路上突遭两名刺客的袭击，前导的兵士被打伤。惊吓之余，帕克斯被迫中止了觐见。后来查明，刺客之所以要行刺，主要原因是愤慨于外夷参朝而不遵古礼，这就是日本史上的“绳手事件”。但是，日本并未因这一事件而中断西化的进程，在1869年后，日本设立外务省并开始向各国派遣常驻使臣与领事官。反观中国，因为清廷高层数十年的认识隔膜与引导不当，最终在庚子年走入排外风潮的死胡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当时看来，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急切之态让人感觉有些刻意取媚之嫌，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最终取得了成果。1888年2月，井上馨因在改约谈判中让步太大而被迫辞职，大隈重信出任外相。之后，日本于1889年相继与美、德、俄签订新约，与英国的改约谈判也成功在望。

井上馨

这一事件后，日本与英国的改约谈判再次搁浅。直到1891年，俄国决定开工建造西伯利亚铁路，感到远东地位受到威胁的英国才一改之前的态度而变得积极起来。对此，日本方面也是心领神会，其有意识地利用英俄矛盾来推动改约谈判，而英国也希望借助崛起的日本来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势头，双方一拍即合，后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其中废除了治外法权，多数商品的关税率也改由日本自定。之后，其他各国也与日本签订了类似新约。1911年，日本再次与欧美各国签订新约，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至此，日本彻底摆脱了打开国门后不平等、受歧视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