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许多教辅当中,卖得最火的,是“时文选本”。明清科举考试采用八股取士,所谓“时文”,即科举考场中的应试文章。“时文选本”,类似于现在的“高考优秀作文选集”。早在明朝前期的成化、弘治年间,就出现了大量的时文选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京华日抄》。成化年间的杭州通判沈澄,编选了当时部分进士在科举当年所做的文章,汇集成册,并印刷出版。
此书一面世,大受士子欢迎,掀起了一股购买热潮,同类书籍也随之跟风大量涌现。明代藏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
三
到了明朝中后期,“教辅热”愈演愈烈。当时的教辅市场称得上“供销两旺”,晚明学者黄宗羲在《明文海》中引用嘉靖年间李濂在《纸说》里的话:“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当时的书坊,若非科举图书基本上不刊刻,书店基本上也只卖教辅,考生们也只看教辅。
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是明朝时期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有学者研究过明代建阳各姓氏书坊刊刻科考用书的比重,得出结论: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科考用书数量为757种,占总刊刻书籍数量的67.11%。这也说明了科考教辅用书是当时刊刻的主流。
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教材之所以受欢迎,除了市场需求量大外,具有创新意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当时的刻书家余应虬编辑的《四书翼经图解》,将传统的《四书》加以释文和图解,使其更为通俗易懂,面世之后颇为畅销。此外,教材在版式上也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在书籍中插刻插图,使得书籍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奸商,伪托状元和进士之名编纂图书,这种做法有悖道德,但借着状元和进士的流量,却吸引了一大批买家。
日前,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刘开渠与留法雕塑家作品展”,展出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熊秉明等20世纪上半叶留法雕塑家的作品140余件,讲述中国现代雕塑与法国艺术的源流脉络。
“殷墟博物馆深入解读商文明,厘清商文明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总量14万余件,特色藏品有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彩陶、票证、农业宣传画、高密年画、土壤标本、农业蜡果等,其中一级文物213件。馆内设有基本陈列“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土壤标本”“彩韵陶魂——田士利捐赠彩陶展”,还有农业科普馆、二十四节气传统农事园等,生动展示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农业文明。
“吴兴”为湖州古称,自三国始立一直都是江表大郡,两宋时期,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留下了众多名园佳构,形成了以山水泽地园居为主的别业集群。
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曾有短剧导演接受采访时说:“竖屏短剧世界里,主打的就是一个‘白日做梦’,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如今,这份情绪价值的投喂对象直指年轻人。
平遥坚持保护为先,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古城特色,把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旅拍热兴起后,平遥县职能部门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指导、培训,同时加强对旅拍行业的监管,确保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促进旅拍行业健康发展。
不久前,有朋友和我聊到金庸,谈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说到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同于传统小说,里面的女性均有血有肉,不是纸片人。朋友还举了“梅超风”和“叶二娘”两位为例子,说她们均有悲惨的过去,导致她们成为小说里的“恶人”,人物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这属于金庸小说的现代笔法。
3000多年前的陶三通、铸有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要道,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大西北,既有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辉煌,也因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