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许多教辅当中，卖得最火的，是“时文选本”。明清科举考试采用八股取士，所谓“时文”，即科举考场中的应试文章。“时文选本”，类似于现在的“高考优秀作文选集”。早在明朝前期的成化、弘治年间，就出现了大量的时文选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京华日抄》。成化年间的杭州通判沈澄，编选了当时部分进士在科举当年所做的文章，汇集成册，并印刷出版。

此书一面世，大受士子欢迎，掀起了一股购买热潮，同类书籍也随之跟风大量涌现。明代藏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

三

到了明朝中后期，“教辅热”愈演愈烈。当时的教辅市场称得上“供销两旺”，晚明学者黄宗羲在《明文海》中引用嘉靖年间李濂在《纸说》里的话：“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当时的书坊，若非科举图书基本上不刊刻，书店基本上也只卖教辅，考生们也只看教辅。

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是明朝时期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有学者研究过明代建阳各姓氏书坊刊刻科考用书的比重，得出结论：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科考用书数量为757种，占总刊刻书籍数量的67.11%。这也说明了科考教辅用书是当时刊刻的主流。

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教材之所以受欢迎，除了市场需求量大外，具有创新意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当时的刻书家余应虬编辑的《四书翼经图解》，将传统的《四书》加以释文和图解，使其更为通俗易懂，面世之后颇为畅销。此外，教材在版式上也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在书籍中插刻插图，使得书籍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奸商，伪托状元和进士之名编纂图书，这种做法有悖道德，但借着状元和进士的流量，却吸引了一大批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