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出个体感性。关切世俗生活李渔生活美学的背景，有学术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从学术方面说，它承接的是明代以来的“心学”一脉。和程朱理学强调客观的“理”相分立，阳明心学以“心”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相对于“天理”而言，“心”是可感受、可验证的，它更贴近个体感性。心学的发展不是深度探索个体感性的认识论价值，而是追求去掉“天理”遮蔽之后的“童心”，为融合了个体感性的生命基本需求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开辟了传统学术贴近日常生活的新路向。李渔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至清康熙十九年(1680)在世，其前学术界之声名显赫者有李贽(1527～1602)、陈继儒(1558～1639)。李贽以日常生活为本位，肯定感官享乐的合理性，是封建伦常的“异端”；陈继儒在而立之年焚儒衣冠，隐居于小昆山之南，绝意科举进仕，也表现了和封建价值观念的疏离。光绪年间《兰溪县志》评价李渔为：“最著者词曲，其意中亦无所谓高则诚、王实甫也。有《十种曲》盛行于世。当时李卓吾、陈仲醇名最噪，得笠翁为三矣。”[这就把李渔看作和李贽、陈继儒一样是背离儒学传统、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卓越影响的学者。李渔在评价唐太宗时说：“若太宗之言，皆《诗》《书》所不载，闻见所未经，字字从性灵中发出，不但不与世俗雷同，亦且耻与《诗》《书》附合，真帝王中间出之才也。”[李渔认为唐太宗立论合乎至理、顺乎人情，是“性灵”的产物。李渔强调性灵，显示他和晚明的异端思想是相通的。同时，李渔一生放荡不羁，年近花甲还“寻花觅柳，儿女事犹然自觉情长。”[他生活拮据，有时靠举债度日，在书信中常有生活艰难的告白，但他在衣食住行方面却非常讲究。李渔带着家庭戏班周游各地，“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王侯之鲭，夜宴三公之府。长者车辙，充塞溢门。”这都表明他在晚明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对个体感性的追求。
从社会环境来说，在明代，伴随着商业活动的发达、市民社会的形成，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描写世俗人情、用来娱悦感性的小说和戏曲发达起来，成为一种新的文艺形式。这种新文艺形式的受众群体不是书斋中的文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百姓。作为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李渔主张“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戏剧紧密结合大众的世俗生活，以“浅”为特质，不仅给读书人看，而且给包括“妇人小儿”在内的不读书、没有文化的人看，这就要满足大众的趣味要求。李渔还强调戏曲贴近生活。他认为诗文、小说是文人案头把玩的东西，它和世俗大众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戏曲创作的直接目的是舞台演出，演出的对象是普通百姓，普通百姓对戏曲的欣赏应该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能够“观听咸宜”。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前后移家金陵至康熙十六年(1677)返棹杭州，李渔在金陵居留了十多个春秋。期间，他营构园林、编撰著述，同时还巡回演出、经营书铺、交结朋友。李家戏班于康熙五年(1666)组建，除了在南京供家庭、会友娱乐外，还去全国各地演出：康熙十年在苏州演出；康熙十一年在汉阳演出；康熙十二年赴北京演出……演出取得了预期效果，给受众带来无限的欢愉：“全凭小妇斑斓舌，逗出嘉宾锦绣肠”。“无穷乐境出壶天，不是群仙也类仙。胜事欲传须珥笔，歌声留得几千年。”李渔的家班演戏也因而得到官吏、商人的厚赠，在交往、商业等方面收获颇丰。作为生活美学的背景，晚明思潮对封建的反叛和戏曲这种新的文艺现象的出现，以及李渔的艺术实践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世俗生活。世俗生活围绕着作为人的基本需求的饮食男女展开，以融合了感性快乐的精神享受为目的，展示了一种新的审美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