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生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不懂如何玩政治手腕”，换言之，吴洁虽然廉洁奉公，但在全国上下“大发接收财”的氛围下，可能很难完全掌控下属的情况。
“埋骨北京”的两位德籍院长
狄博尔1871年8月7日出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小镇维德尔恩，其父海因里希是一位教师。在家庭熏陶下，狄博尔的两个哥哥都成为路德宗的神甫和教师，他本人也从小深受新教教义的影响。1896年，他在图宾根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0年以教会医生的身份赴华，并在青岛“普通福音新教传教协会”（AEPM）的资助下创办了一座为中国人服务的“法伯医院”。此外，他也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由于医术精湛，名气越来越大，大量病患从全国各地慕名求诊，他抽不开身，甚至不得不辞去教会医生的职务。1906年，他的前助手、法伯医院院长威克因故离开青岛，他又亲自接管了医院的管理工作。同时，他还兼任清朝海关的医师。1908年，他返回德国继续深造，次年通过“德国公务医生”考试，并在马德堡担任妇科权威托恩的助手。1913年，在北京“德侨医学协会”的邀请下，狄博尔再次入华任德国战地医院的院长，并于1917年将其改为民用。中国对德宣战之后，狄博尔凭着他协和医学院讲师的身份，免于遣返。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北京，直至1933年3月8日病逝。他的首任妻子在婚后不久便去世了，1914年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任妻子史悌福并育有一子海因茨。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兼任校医；在1932年起的毕业纪念册上，他被称为“狄博耳”或“狄伯尔”，以与外文系一名住在东城西石槽二号的德国讲师“狄博尔”作区分。
克礼1869年5月25日生于普鲁士的希尔西贝格市，该地区如今已属波兰。其父奥托是当地一家造纸厂的厂长。1888年克礼高中毕业后曾短期参军，因脚伤复员。此后，他先是在柏林大学旁听法律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发现自己都不感兴趣，就转到基尔、慕尼黑、弗罗茨瓦夫等地学医，最后在吉森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执业医师。他无意留在德国，先在伦敦德国医院工作了3年，又想去纽约德国医院而未能成行，最终决定去香港与名医吉拉赫一起合作。他在香港结识了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的创始人宝隆；在后者的邀请下，他于1903年前往上海，在同济医院行医，又在德文医学堂讲授“病理解剖学与组织学”等课程，并于1912年起参与“同济医工学堂”的校务管理工作。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克礼持外交护照被遣返回德国，并在西线担任德军高阶医官。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次年，克礼以使馆医生的身份赴北京，并与狄博尔一起任德国医院的院长；同年起，他也兼任北平中央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1924年起又兼任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今北大医学部）的儿科教授；此外，他还常年担任北大校医。克礼1938年9月14日因胃癌在北京逝世，留有3名子女：长子文策于1903年生于上海，1915年转至北京读书，1922年考入同济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和上海生活多年，留有关于父亲的长篇口述材料；次子克劳斯和女儿贝阿特年纪稍长后回德国接受教育，分别于1934和1935年获得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硕士学位，他俩与著名汉学家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是好友，后者在1937年赴中德学会任职的前几年常去希尔西贝格拜访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