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注重与文艺创作形成良性互动，在总结文艺创作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比如，关于作家如何熟悉生活与穷通事理，传统文论有不少的真知灼见。清代刘熙载提出，“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强调要做好写作与文学研究，首先必须洞悉人情世故，打好基本功。王国维指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主张作者要对宇宙人生了然于胸，感悟透彻。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道出创作秘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传统文论还对文艺批评与研究提出许多重要而深刻的见解。比如，战国时代孟子指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强调文艺批评、研究要“知人论世”，把作品与作家的人品、背景联系起来理解，这与恩格斯提出的文学历史批评方法十分契合。刘勰提出，“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坚持文艺批评与研究需通过广泛阅读作品提高鉴赏力。清代桐城派姚鼐提出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追求“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得益彰，实现观点出彩、材料充实与文字漂亮的有机统一，道出学术研究的要害。

传统文论具有卓越的中国特色

传统文论是千百年来在中华文化圈中形成的一个自足的话语体系，凸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蕴含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哲学观念、价值取向与审美风尚，而且有着自身独特的术语表达、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以及完善的演进、生长轨迹。

传统文论注重文艺教化功能，闪耀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传统文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高度重视文艺的伦理教化功能，强调作家的伦理修养与德艺双馨，推崇作家培育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精神境界。元代戏剧家高明呼吁“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刘熙载提出“诗品出于人品”，强调作品的精神品格源于作者的道德品性，而作者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性。王国维指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认为作者高尚伟大的人格是创造高尚伟大文学的先决条件，屈原、陶渊明、杜甫与苏东坡正是这方面榜样。明朝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把作家的赤子情怀视为创作的基础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