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中国史学的发达，传统文论注重文史哲贯通，积极汲取中国历史的叙事经验。清代章学诚主张文史相通，提出“六经皆史”，并且认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史学”品性、中国史学的发达与历史叙事的深厚渊源。刘熙载高度称赞《左传》的叙事经验：“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里写道：“考虑到中国作为史学大国，从《春秋》，尤其是《左传》开始的史学作为‘小说之祖’的身份，是不应该忽略的。小说家多从史籍中讨教叙事的章法，已经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传统。”诚哉是言。

传统文论包含着由中国术语、范畴与原理构建的话语系统，折射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思维与审美情趣。无邪、比兴、风骨、隐秀、意境、意象、兴味、性灵、教化等，都是传统文论的基本术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兴观群怨、立象尽意、文以载道与情景交融等，构成传统文论的基本原理。齐梁时期的钟嵘《诗品》等以诗性语言表达文学鉴赏，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标举雄浑、冲淡、高古、典雅、洗炼、劲健、自然、含蓄、豪放、清奇、飘逸、旷达等风格，是对中国人思维观念和审美方式灵动而精确的把脉。严羽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话里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自觉，令人想到黑格尔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凸显中华民族独到的审美观察和艺术眼光。

重新发掘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

传统文论是深深扎根我们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一束束“花朵”，在当下依然是鲜活的。不能将传统文论束之高阁，自然也不能照搬挪用，而应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推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掘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使之更好地作用于当代文艺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