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紧锣密鼓地排了起来，在以苏民为主的导演组领导下，大家热情很高日夜奋战着。这是苏民“文革”以后第一次恢复自己热爱的导演工作，然而，十分可惜的是，在1978年5 月《蔡文姬》就要与观众重新见面的时候，郭老不幸辞世了。
让大家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是，对于《蔡文姬》的恢复演出，京城内外的观众，都在奔走相告，甚至是欢呼雀跃，为了排队购买戏票竟然把我们首都剧场售票厅的围墙挤倒了。苏民见此情景，兴奋地说：“这正是对郭老最好的、最妙的祭奠啊！”
自此以后，苏民不止一次地参加《蔡文姬》的复排工作，而且重打鼓另开张，又与梅阡合作导演了曹禺新作《王昭君》，单独导演了《李白》《虎符》和《天之骄子》等剧目，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4.呼唤昨天，呼唤明天
在很久以前，北京人艺就被国内外的观众们授予了“国际艺术殿堂”之美誉。然而，剧院里面的成员又该怎样维护和发展这个地位呢？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建院50周年大庆的时候，苏民曾经给我写出过一副对联——上联是“现实主义让观众能懂且感到美”；下联是“民族风格为我院之长遂觉得亲”。这大约很能表达他对“艺术殿堂”的概括和向往。
再往前推上15年，在建院35周年的时候，苏民就曾经以《我们的总导演焦菊隐》一文表态，说出了自己对于保持和发展“艺术殿堂”美誉的具体想法、做法——“无论从焦菊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艺术造诣上看，还是从他在艺术实践上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舞台艺术珍品对中国的话剧做出重大贡献上看；无论从他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从而做出的戏剧理论贡献上看，还是从他导演的《茶馆》做为到国外访问的第一个话剧，在国际上所获得的荣誉上看；无论从他严谦、勤奋、务求专精、永不满足于已有成就和信守艺术科学的良心，决不敷衍苟且的艺术家的品格上看，还是从他作为总导演、剧院建设的艺术核心人物、剧院的艺术领路人、剧院创作集体的培养者组织者、剧院艺术工作秩序的建设者上看，今天都有必要加以认真的、郑重的、有结果的研究。”最后，他更是强调地说：“珍视焦先生所留给我们的实践和理论上的遗产，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学习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戏剧事业和对于我国戏剧团体的艺术建设的经验，这些都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请看，这里的表态几乎已经不是娓娓道来，而是大声疾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