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被关进首都剧场后四楼的一个房间里，日日夜夜，挥笔苦写。英若诚熟悉英文，执笔写有关美国特务(名为“怀特”，意为“坏得像个特务”)的戏；我执笔写刚果人爱国运动的领导者(名为“非卡”，意为非洲的卡斯特罗)方面的戏；苏民作为剧院的党委委员、总导演办公室主任，也是创作小组的负责人，专门进行剧本文字方面的监督检查和加工润色，以及照顾我们生活方面的种种需要。
老实说，苏民的工作是相当辛苦的，要管我们的吃饭，一天三顿，常常要下到一楼院子里的食堂去买了端上来；管我们的喝水，同样要多次下到一楼的锅炉房去打开水上来。还有更重要的是，帮助英若诚和我对剧本的稿子进行初步检查、整理文字。因为是突击任务，常常会有写“串了词儿”的地方，你让这个人物说了一遍公式化、概念化的台词，我又让那个人物照样说上一遍公式化、概念化的台词，旁边如果没有第三者及时进行提醒、改正是根本不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英若诚心怀感激地戏称苏民是“后勤部长”，并且冠名为“模范的后勤部长”。听到这个称谓，苏民总要笑着说：“不敢，不敢。”我们也会笑着回：“应当，应当。”剧院里的同事们都知道，苏民是一个善良方正，多才多艺，又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人，此话不假。
《刚果风雷》正式演出了三四十场，应该说没有留下什么影响，英若诚和我的心里都是有些苦涩的，甚至是有些悲凉的。然而，我们却通过合作进一步了解和理解了苏民的为人处事。
3.复排《蔡文姬》
1977年，“文革”结束以后不久，百废待兴，人艺决定恢复排演一批曾经为观众所熟悉、所热爱、所期盼的保留经典剧目，其中就有郭沫若先生写出的《蔡文姬》。当时，郭老已经是86岁的高龄，而且患有重病住进医院，我们都殷切地盼望着请他能通过电视屏幕再一次看到自己那“死而复生”的剧作。然而，原来的导演焦菊隐已经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只好由在戏中扮演曹操的刁光覃、扮演董祀的蓝天野和扮演周近的苏民来担任恢复排演的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人员还都是1959年的原班人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