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二十多年艺术品市场的成熟规范之后,艺术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在改变,也逐渐地明晰起来。苏先生的“朋友圈”,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那是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时代,很多行为、关系,必须要结合那时的现实、风气。钱君匋先后给苏先生刻过五十多方印章,他说,每一方我都可以写一篇文章。他的石头都是非常好的青天、寿山,不少纽还是出自大师郭功森之手,可见他有心,也有品位。陈茗屋先生也刻过一方名印,边款说:
壬戌、癸亥际,苏晨先生主持花城出版社,笔政之余,犹成五书,为刊是石,以志钦佩。
一方出自篆刻家的石头,自有其市值,但在那个年代,它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苏先生的藏品中,有山东制砚大师石可的不少作品,鲁砚为主,几乎方方都有砚铭,有一方田横石砚台,产自即墨田横岛,石可作的砚铭是:“刚不露骨,柔足任磨,公意如何?”苏先生说:“我爱说得罪人的话,这话直指我的性格。”有一方权形的温石,石可作的砚铭是:“石名温,形如权,玩砚弄权,鉴!鉴!鉴!”苏先生说:“那时我有点小权。这是在提醒我啊。”
这样的故事,在苏先生厚厚的《砺堂自珍集》里还有很多。表面看,这部藏品集和王世襄先生的《自珍集》很相似,但更多的不是创造,而是收藏,是人与人交往的记录。每次重温老辈交往,总是觉得这样的应酬现在少了。但更少的应该是这样的朋友。所以反过来看,这样的人情几十年后才会成为后人眼中的风雅;这说法大概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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