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跟他很熟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苏先生的文章都是病臂之后,用左手写的。有一年我印了一些“带款”的文稿纸,送给师友用,很快收到苏先生手抄的两篇长文,说是送给我留念。我每年年初自印的拜年片,他写到日记里,夹在他珍贵的相片集里。提及这些事,除了我的不安和感念,最可以证明的是,苏先生对写作、对文字、对艺术的浓厚兴趣,至老不衰,遇病不减,身体力行。他的作家身份是当之无愧的。
看苏先生的照片,相貌堂堂,很有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气势。那时花城社推出《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无论选题策划还是装帧设计,都典雅大方,正是他主持的。但要读他的回忆文章,才知道那时候顶了多大的风险和压力。后来我见到这位爽快的老者,仍然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但开风气”的气质。还记得沈集的封面火红热烈,兼有民俗味,郁集则素净清雅,是林墉先生设计的。我最近陪苏先生拜访他的这位老友,才知道两个人关系之深。记得那天苏先生兴致好,我们请他写字,随便写什么都行,他推辞再三,后来左手握着右手腕运笔,写了两个章草大字“道义”。字挂在墙上一个多月,越看越觉得是苏先生应该写的两个字。
还有一件事与黄裳先生有关。我有一次在网上买到一本他的英文书TALES FROM PEKING OPERA(《京剧故事集》),触手如新,十分高兴,摩挲之际,发现封面高马得的画上有一枚印章,再仔细看,赫然是“苏晨藏画”。就是这么一本小书、一个印章,让我感到他很不简单。
苏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谈到报纸副刊的作用,五四以来的作家都是依靠副刊成名成家,留下作品。我觉得他如果做报纸,照样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沈昌文先生说的“广交朋友、请客吃饭”,是他们那代出版人的思路和理念;对文化和文化人的理解和尊重,也并不仅仅出于工作的需要。苏先生在七十年代被迫改行、做《光明日报》记者时,和书法家郑诵先结为忘年交。在北京那几年,每天晚上,趁着夜色,他溜到郑宅,聊天,写字,刻印。郑擅长章草,苏先生也受到浸染,书法以章草为主,笔力雄强,字如其人。郑诵先长期生活在北方,通过他,苏先生结识了很多北方的艺术家,如金禹民的印章便是郑老代求的:“你写字,这个人的印章一定要有。”后来结识的艺术家就更多:魏长青、李苦禅、李文新、徐柏涛等人,南方则有朱屺瞻、钱君匋等人。至于岭南的艺林人物如关山月、黎雄才、林墉等,他就更熟了。最近见到黎雄才画给他的一枚扇子,上面只有一棵大松,苍翠朴茂,貌似随意,却是精品,亦可见两人关系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