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谷孙同学”，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我们曾在一起相处数月进行专题研究。1958年大跃进年代，北京大学学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对复旦大学有所震动，学校就组织学生进行学术研究。除了各系有专业研究的课题外，还要跨系组织学生对十八、十九世纪外国文学进行研究，成立了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契诃夫、司汤达、罗曼·罗兰研究小组，陆谷孙、中文系一位姓姜的同学和我参加巴尔扎克研究小组。指导教师有外文系的任孟昭教师和张介眉教师。那时的口号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谓研究就是批判。
为了配合批判，图书馆专门设了开架书库，放了许多书。各个研究组就在图书馆学习，我们随时可以去开架书库找书。我读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就是在这个时候。孟昭老师还是昔日派头，她手指夹着香烟，在烟雾盘绕中给我们讲巴尔扎克，谷孙说我们是牛津式的读书。传言牛津大学的老师都是捧着烟斗给学生上课，故有牛津的学问都是从烟斗中喷出来的说法。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在孟昭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搞了一个批判巴尔扎克世界文学提纲。后来，她带着我们去上海作家协会向王道乾请教。道乾先生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对我们的提纲讲了一些意见，并告诉我们研究巴尔扎克世界观要读巴氏的《驴皮记》和《乡村医生》，这两书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驴皮记》我们是读过的，但复旦图书馆里没有《乡村医生》，我们就到福州路上海旧书店去找，居然被我们找到了。在巴尔扎克的著作中，《乡村医生》是最难读的一本书。再后来就是贯彻中央精神，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学生还是要读书。这些跨系组织起来的文学研究小组宣布解散，我们也都想当好学生，就回到各自的系里念书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