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谷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了。那时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要编《摘译》，还要出版外国政治家传记、外国文学及有关外国历史书籍，谷孙也被抽调出来参加这项工作。他告诉我，他这时还属另类，没有资格当编辑，只能做一些资料翻译。1975年，政治环境宽松了些，徐燕谋、葛传椝和谷孙要编一本英文词典，是不是《新英汉词典》，我记不清了。他们大刀阔斧地编《新英汉词典》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我想他对莎士比亚研究已经卓有成就，为什么还耐得住心思去编词典呢？就跟他讲了他早已熟知的故事：英国出版的《英语辞典》颇得好评，但是这部词典的编辑塞缪尔·约翰逊编完词典时说：“你要想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谷孙回答说：“我不受惩罚，谁受惩罚。”我当时感到他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新英汉词典》出版之后，受到赞扬。我不懂英语，不知好在什么地方，问我家小女。她说：收入了许多新的词条，而且都是外国流行的新词语。我有一次问他：你又没到国外去，词典中新词语从哪里来的？他说：当年市委写作班要他参加翻译工作，他提出要翻译可以，必须订国外的报刊。他当时还开了目录，居然都照单订到了，在当时这是复旦大学无法办到的。这样，他对当时的词语有所积累，《新英汉词典》的词条收录也跟上了世界语言发展的潮流。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几次宴请陆谷孙、朱维铮两位先生，我也叨陪末座。朱先生是酒仙，席间有几位善饮者和朱先生杯来盅往，酒友之情至深，陆先生稍作点啜，我则是静静地看着。我们都渐入老境，保健自然也就成了重要话题。朱先生说他的保健是三不：不戒烟、不戒酒、不运动。陆先生不但赞同朱先生的“三不”，还加了不检查身体，成了“四不”。我也讲了我的保健“三不”：不吸烟、不饮酒、不熬夜。他们说我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后来陆先生知道家务都是我和老伴自己操持，就让他家的帮工胖阿姨过来帮忙，由此我知道他终日伏在电脑前，常常是深夜不眠，早上不起，一日两餐。前几年一场大病痊愈之后，他说要注意生活规律，吃早饭了。但还是口无禁忌，想吃啥就吃啥。胖阿姨对他照顾得很好，在饮食上立下一些禁忌，搞得他很烦，对胖阿姨说：“你又不是我的后娘，干什么要管得那么多。”他旧病复发，不可逆转，突然而去，这是否和他不注意自我健康保护及生活失去规律有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