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传教者与文化交流使者，亦是离间者

复旦大学与阿姆斯特丹大学合办学术研讨会 探索明清时耶稣会士多重身份

“交错的文化史：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遇（1600-1900）”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复旦大学举办。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作了题为《离间：耶稣会士与早期中荷关系》的演讲。

明末清初，有两股外部势力交汇于中国东南沿海——葡萄牙和荷兰。有意思的是，葡萄牙人能在明清两代王朝左右逢源，荷兰人却披上了邪恶的面貌。这其中耶稣会士“功不可没”。

9月7日至9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遗产与认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交错的文化史：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遇（1600-1900）”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作了题为《离间：耶稣会士与早期中荷关系》的演讲。他说：“除了传教者、文化交流使者这些广为人知的身份，耶稣会士亦有‘离间者’这样的身份。”

耶稣会士的“挑拨”

1566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荷兰开始走殖民扩张的道路，并对澳门这一远东重要港口虎视眈眈。

在葡萄牙人抵抗荷兰人的过程中，来自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耶稣会士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耶稣会士未必是葡萄牙人，但都站在葡萄牙这一边。受惠于葡萄牙保教权，他们可以从葡萄牙获得经济支持，因而效忠于葡萄牙国王。

在经历一系列占领澳门的失败后，荷兰在澎湖列岛建立殖民堡垒，但还没有坚持两年就被福建官兵击败，离开并撤到台湾。在荷兰殖民统治台湾的38年中，荷兰人与日本、东南亚及中国走私商人皆有贸易往来。但无论荷兰人多么努力，在明朝他们始终没能和中国正式通商。

在董少新看来，荷兰无法与中国建立官方贸易关系，原因之一在于耶稣会士的“挑拨”。他在研讨会上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案例发生在明末崇祯年间，第二个案例发生在清初顺治年间。“其实明清时期的中国皇帝对于和荷兰接触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其中，耶稣会士对荷兰人‘野蛮人’和‘海盗’的形象贡献不少。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荷兰人来到亚洲海域后，对亚洲海域范围内的很多民族和国家，一言不合即付诸武力。”董少新告诉记者，荷兰人曾几度通过贿赂、表现恭顺及进贡厚礼的方式，博得明末清初中国政府部分官员的好感，但是终因耶稣会士和澳门葡人从中作梗，而使其无法达到与中国建立官方贸易关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