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节日的号角，将我们聚集在此。
每到用餐时间，所有“外来者”聚集到了牟昌非家中，围坐在院子里，体验潍坊特色的鸡蛋卷饼就大葱、煎饼卷小豆腐和火烧。院中鸡犬相闻，人们边吃，边聊，一切都是新鲜的、真实的，彼此间没有隔阂。我们不舍得用这样的时光发一条朋友圈，好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地听人说话，了解对方的感受，虽然来到这里之前，我们都是陌生人。
乡村戏剧节的演出团队来自全国各地，章丘、北京、广州、武汉……村庄俨然一个巨大的“浸没式”剧场（Immersive Theatre），纵使造访麦金侬酒店、到过卡里古拉的宫廷，狂热的“外来者”依然被这里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艺术家在土地上摸爬滚打，记者媒体围在一边长枪短炮，观众自由参与其中或伫立观看，天地间独此一处，此景只应天上有，沦落凡间，是“目击者”的造化。
村里的硬件条件自然和城里没法比的，床是炕，厕所是旱厕，洗个澡乃至洗个手都颇为不易。由于资金匮乏、组织者缺少一定的策展经验，以及与村民的沟通工作量大等原因，戏剧节的组织依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住房缺少统筹安排，我和同行的朋友转移两次，才最后安顿下来。但换个角度而言，这种“乱”何尝不是乡村戏剧节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体现呢。
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
牟昌非认为，乡村的呼唤好似一种拉力，将他不时地拉回到这片土地，这成为他从北京回到潍坊回到牟家院村的最初动力。
他从两方面谈自己的初衷：“于私，希望父母和父母一样的乡亲不要这么累，能平等地享受到一些本应或应该能得到的东西。于公，想把乡村的公共生活恢复起来，让村子找回活力，把人家吸引过来，现在年轻人都流失了嘛。发展应该平等，乡村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孩子。”
村民
改变，是一个悄然而漫长的过程。
乡村戏剧节究竟能给村子带来怎样的变化？究竟能够以何种方式推动牟家院的乡村建设？究竟能给村民们带来哪些物质或精神上的改变？这些问题，在现阶段不可避免地抛到我们面前，逼迫我们去反省去思考。
郎剑飞认为，艺术家更多的是从精神上而非物质上去改变乡村。“小朋友看完戏回去肯定有想法，一旦人的想象产生了，世界就不一样了。我们和土地接触的时候，人和世界就已经变化了，当戏剧在这里面诞生的时候，人就不再只是一个动物了。这种改变不会是翻天覆地，而是一点一滴的，只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创作一些作品，分享自己的感悟，一定会改变的。”郎导说。
当被问及目前戏剧节能为村民们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时，牟昌非则显得有些“心虚”：“这个还很难说，还得村民来说，我的最低要求就是老百姓别骂我就行。”他承认，活动会给村民带来一些打扰，我们甚至很难判断外来的人们是否成为村子正常生活的一种打扰。尤其是秋季的戏剧节，正赶上村里农忙之时，村民的配合度几何还有待调研。
为什么是戏剧节？
我们需要戏剧节吗？我们办戏剧节是为了什么？这并非宏大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恰恰是身处其间的戏剧人躲不开的反复自我追问。我们常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而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一旦逃避回答“自己想要什么”的问题，在现实的洪流面前就容易丢失方向。
银川青年戏剧节的艺术总监及策展人李思遥来到牟家院后感触颇深，作为同样在戏剧土壤贫瘠的银川办戏剧节，他联系起自身参与戏剧节策划的经历与经验：“乡村戏剧节一些内在的东西是我当初真正想要的。办戏剧节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不想面对的、想象不到问题，会看到很多不愿看到的艺术以外的东西。”
三星堆戏剧节发起人之一董晓刚认为，办艺术节的一大目的是改造和提升地区的文化，尤其是偏远地区或是经济与文化发展程度不对等的地区。他曾提出“艺术改变城市”的口号，把艺术节作为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带来市民文化上的提升，这亦是他做三星堆戏剧节的初心。
乡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失造成的空巢化，一直是当前国内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牟昌非十分关心的问题。牟昌非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号召年轻人各自踏上自己回归的道路。
“（人口流失）具体在村里的表现就比如说，没人耕种，地荒了；地里需要取土就挖一个坑子，造成‘天坑’。乡村出现的一些问题反映到具体的地理呈现上，所以才出现了各种形态的剧场，例如‘下沉式剧场’就是指这些取土挖出来的‘天坑’。我们正视这个问题，把它拿出来希望引起戏剧人的关注，引发一些思考，生发出一些好的戏剧，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个戏剧，适合这个土地。”牟昌非说。
乡村，对于戏剧有何特殊意义？
在现代人印象中，戏剧似乎应该属于剧场，但牟昌非并不这么认为：“古老的戏剧就是从乡村里出来的。本身根脉一直扎着，只是把它重新找回来。”当初他在网上发贴，很快就得到艺术家们回应，“我觉得这些艺术家也都在找一个点，一个构思和表达自己的点，包括我的一些想法也需要一个具体的事来承载它。”
作为艺术家，李凝导演也有他自己的理解：“（艺术家）就是得到不一样的经验，创作出新的作品。并且直接体验他们的作品扔到地里、扔到村民面前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坦言，乡村与土地可以被理解为艺术家眼中的一片试验场，同时也是丰富的素材所在。七岁前在山东农村里长大的李凝对这片土地很有感情，“乡村没有人管，不是循规蹈矩的，没什么条条框框”， 他笑称，“如果七岁以前在城里长大，可能我就没有这样的创造力。”
“中国人从来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郎剑飞导演说，“当你真正把脚踏上这片泥土，光着脚踩到土地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任何描述都无法形容的，（脑子里）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的画面、行动和声音，身体真是太神奇了！乡村太神奇了！”
戏剧是什么？在牟家院村，我认为戏剧是桥梁，是媒介。它沟通的不仅是人与自然，更是人与人。
在村期间，主人家的热情和殷切的问候甚至让借宿的我有些难以招架，三天里，我逐渐克服起初的拘谨，学会了和大叔大婶坐在院里聊天。当我最后一天即将离开村子时，他们眼中闪着光，抓着我的手说，“这次你来，我们之间有这个缘分，秋天的时候还来我们家住”，临行还让我留了姓名电话，捎上两个甜瓜。我一再道谢，约定秋收的时候再回来。
也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村民们是多么渴望交流。虽然他们眼中，戏剧节的演出大多“演得很投入！但我们看不懂”，通过戏剧节，能够看到城里来的年轻人怀揣热情回到乡村、融入村民的生活，并同他们亲切地交谈，或许这本身已经很难得了。
乡村与戏剧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
乡村戏剧节如何自我定义？未来走向何方？其模式能否推广到更多的乡村中去？
关于如何看待与发展乡村戏剧节，4.15下午召开的“阅读中国@潍坊牟家院：中外戏剧对话”论坛，刮起一场别开生面的头脑风暴——国内外各界人士齐聚牟家院小学，各抒己见，一同展望乡村戏剧节的未来。
乡村戏剧节走到今天，该有怎样的自我审视？
牟昌非对于乡村戏剧节的发展之路这样规划道：“三年落地，这个苗子首先在三年内扎下根去，完善一个良性的运转；五年开花，五年内产出一些好作品来，慢慢地制造影响力出来；十年结果。”
随着乡村戏剧节影响力不断扩大，牟家院的模式已经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一面旗帜。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发起人蒋好书女士认为，乡村戏剧节点燃了火种，而接下来需要将火种传递下去。她建议发起人应尽快找到自我身份认同，明确自己究竟是戏剧节的管理者还是乡建的管理者。
三星堆戏剧节发起人之一董晓刚则提议将乡村戏剧节纳入乡建，变成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板块，结合基层民主、村民自治的建设，促成其体系化，而非止于旅游或自我狂欢。他警醒道：“倘若不将眼光放得更高，当前模式或许难以长久，没有足够的战略高度，因而不成体系。”
当前，乡村戏剧节处于一种自由生长的状态，既需要被照看，又应当避免揠苗助长的现象。
当被问及是否希望加深与政府和企业合作时，牟昌非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们当然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和支持，但是我们也在摸索，（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怎么参与？以什么方式参与？怎样对活动的顺利开展能带来好处，又不在技术上有损害？我不希望出现强力干预的现象。”恐怕，这将是一场多方力量、多种价值观之间极具考验的博弈。
讨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