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下根来，从土地里长出作品。
一些戏剧人提出，应当将节日性质的展演转变成贯穿全年的、常态化的戏剧生态建设。如此一来，可以鼓励更多的艺术家在全年各个时段来到村里，走进村民日常生活，带领村民开展戏剧实践。
一个关键词在这三届乡村戏剧节中被反复讨论——在地性。何为在地性？李凝导演一直坚持：所有剧团必须驻地创作，演员必须是村民，不要空降演员和观众。“要做工作，和村庄实实在在地发生关系，真正的‘在地’，是艺术家和农民互相得到东西。”
乡村戏剧节是一个戏剧的生态，它本身就是一个另类的戏剧作品，因此应当保持本身的这种个性。如果把中国所有的戏剧节做成一个样式，或许不能叫戏剧节而成为了艺术展演，无非是一些戏在A地演完去B地演，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正是缺少了“在地性”。
对此，牟昌非已经有了深入的思考：“这需要一个阶段，首先是我们送戏下乡，后面希望村民能参与到戏当中，并且能有好的剧目出来。我是想做一个活动而非单方的投放，还是希望跟本地有个搭接，因此在思考怎么跟村子找一个契合的地方。”就目前而言，他认为还在摸索阶段，的确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多艺术家驻村创作。
前来考察的戏剧制作人萧竞谈到，驻村创作应当避免用他者的眼光去看乡村，应当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深入了解村民的性格、习惯、价值观等等，尝试发掘更多具有地域特色的东西。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剧团表达了驻村创作的意愿，但目前似乎仍有一些困难和阻碍，例如资金支持和活动组织的问题。诚如郎剑飞导演所言：“（驻地创作）费用怎么来？技术上是不存在问题的，驻地创作需要的是保障艺术家的生存问题。（应该思考）组委会到底该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是挥旗呐喊的一个人，还是在背后默默无闻帮助所有的艺术家、给他们更少的障碍以便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
发掘本地优势，提升运营水平。
尽管当前戏剧节的资金出现问题，牟昌非依然表示了“有钱办没钱办，年年种年年收”的决心。
蒋好书女士认为，坐拥一所小学是优势：有孩子意味着有生机、有活力，村民有精神寄托；有老师意味着有人才储备、智力后援。在具体措施上，她强烈建议设立戏剧节基金会，由基金会确定宗旨、负责运营，组建起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亦可对接当代社会的标准化服务。
资深戏剧制作人、策展人袁鸿则当场出谋划策：将村里优质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平台开展认购，为戏剧节筹集资金——将乡村特色、戏剧节的理念借由这些农产品进行传播，进而扩大影响力；同时，可以为VIP买家提供相应的住宿、餐饮服务，借此鼓励更多人来参加戏剧节。此外，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艺术家演出的影像资料等，也可作为戏剧节衍生产品获得收入。
尽管，诸如“农家乐”等商业开发乡村资源的例子业已存在，但那并非牟昌非想要的。另一方面，将乡村开辟为艺术创造的新基地、用艺术点亮乡村生活，这一理念亦是“牟家院模式”的重要内核，而非一味地追求商业化和标准化。
资深从业者的宝贵经验带给牟昌非不少启发，乡村戏剧节如何在提升自身组织水平的基础上，又把握好“度”——既能更有效率地开展，又保留朴素、自由、真实的特色——这是组织者必须思考的。
夕阳下的乡村
牟家院村模式，是否能够加以推广？
徐灯先生的麦子树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潍坊当地一家主营文化的现代化公司，在资金上给予了牟昌非很大支持。徐总对乡村戏剧节有较长远的想法，他希望把牟家院村做成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模式，复制到更多的村庄，从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对乡村建设做一些尝试。“这符合国家倡导的政策，作为一个公民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乡情亦是一个重要因素”，徐总谦虚地说，“我只是一个参与者、志愿者，能力太有限。我做得太少了。”
中国万千乡村，人口流失是普遍的问题，由谁来解决？“对于广大普通村庄而言，有优势自然能做好，没有优势怎么办？”牟昌非说，“我们在做一个实验，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有什么思路可以做。提醒别人，你们村也没优势，是不是也可以发展这种模式。”
李凝提到，凌云焰团队也在策划济南方峪古村的艺术节，想把戏剧节扩大为艺术节。他希望跟当地有良性的关系，也希望更多的乡村艺术节形成一个网络，不再是某一个组织的也不局限于某一地，而是概念性的遍地开花。
或许将来的某一天，乡村艺术节不再成为景观化的存在，不再成为城市人猎奇追逐的对象，而是以自然的状态安静地生长，在更多荒芜的乡村，萌发出新芽，开出鲜艳的花朵。而我们所有关心乡村发展与艺术普及的人，须保有一份耐心，谨慎培育新生的幼苗，等待收获秋天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