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灿:很巧合的事情,关于保姆的事情同时发生在了中国,发生在了美国,然后又被一个摩洛哥裔的法国作家写了出来,她把这个地域性的事件,同时又变成了一个有共通性的事件。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有毒的“温柔之歌”。之前一个法国书评网站说蕾拉·斯利玛尼的写作,就像一种慢性毒药,像在解剖一具尸体,跟刚才袁老师讲的也有共通性,它是一个非常残忍和沉重的话题。但是蕾拉·斯利玛尼用一种非常轻盈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接下来想问黄昱宁老师,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同时是翻译出版过许多优秀国外文学作品的出版人,您觉得这本书的“毒性”在哪里?
黄昱宁: 说到它为什么“有毒”?首先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刚刚发生了杭州的事情,尤其是中产阶级,有些知识分子,当时的那种反应是非常震惊的。我也看了微博评论,很多人的反应是拒绝去了解这个保姆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情节跟小说非常非常像,看上去这一幅画面是极其完美的,主人好像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杭州那个主人也是这样,这个家庭看上去,从新闻报道看上去,对保姆态度也是非常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层矛盾这么显在外面的。很多人看了这个报道,至少是表层的故事以后,他们第一反应是觉得宁可把她描述成一个怪物,完全冷血的,完全恩将仇报的。我觉得对很多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其实这种震惊和愤怒背后是很深的恐惧,因为很怕联想到自己,很怕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不把她当成一个怪物,就要承认这样的危险无处不在,你身边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变成杀手,把她当成怪物可能会放心,我最起码运气不会那么差。
但是文学不会这样进行,实际上文学正要做一些相反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中哪有那么多怪物。为什么杭州那家人那么信任这个保姆,他们也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这个小说很有说服力,一点点把细节拼在一起。实际上这个保姆一开始的时候也像仙女一样。她像很多人想象当中,一方面她总是出现在你需要的地方,把所有事情做的很妥贴,另外一方面,你不需要她在的时候她就不在。扪心自问,我们对家里的钟点工这类体力劳动者,都有这样的希望,我们希望一个快递准时出现在你的门口,但是这个人在路上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跟我们有关,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心态。
蔚县剪纸最早应用于窗花。古代不像现代家家户户都有玻璃窗, 大部分人家的窗子上都裱糊着白色的麻纸。逢年过节,或有喜事,古人都喜欢贴贴贴,贴年画贴门神贴春联贴挂钱,窗户自然也不会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