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杜甫并没有着手实施“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计划。不久后回到成都，甚至有在那里安居终老的打算。要不是跟严武发生过“睚眦”差一点被严武杀害，要不是严武英年早逝，他真有可能一直定居在成都浣花溪畔，万里桥附近。
这两点，只要把阅读范围稍加扩大，看看杜甫写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前后，便不难明白。
写作《官军》前，代宗宝应元年（762）夏，严武奉召入朝，杜甫从成都出发，一路相送，直送到绵州奉济驿。跟严武分别之际，杜甫对此后的生活感到迷茫。有诗为证，《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远游》：“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杜甫真正关心的，是朝廷；《悲秋》：“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杜甫想回去的是京城长安、洛阳，不专指洛阳。
因为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弃官后，原本想好的隐居秦州计划，宣告破产，只得漂泊西南。漂泊西南期间，对杜甫而言，最痛苦的事情应该是寄人篱下。跟写作《官军》同一时期的作品，《客夜》“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心中的无奈苦闷，不难想见。《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其二：“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杜甫离开蜀地后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是今天江浙部分地区。在梓州一带避难的三年间，杜甫一直期望的事情是，买舟东下，再游吴越（江浙）。因为那里有他早年游历时留下的美好回忆，有不少喜爱他诗歌的爱好者，刻印了他的诗选，在广泛流传。换言之，吴越地区有杜甫不少知音，粉丝。对发出过“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感慨的杜甫而言，毫无疑问，吴越地区魅力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