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萨特写《肮脏的手》也触及这一问题，即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有没有权利牺牲个人的生命，这就是存在主义中很著名的问题。
而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从春秋时期开始，侠客和刺客为了达到目的所做的事就可见一斑。我们认为人性是一个很软弱的事，便不多加思考，以至于后来发生了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我们现在坐着高铁拿着iPhone6，似乎已经现代化了，但是离人性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我们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表现上，有些想法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比如手撕鬼子，鬼子是一个参战人员，不是一块肉，你给他撕了，这是一个厨子的观点，这不是对战争的反思。我们虽然是一个烹饪大国，但也不能这么去对待鬼子，电视把抗战娱乐化了。还有裤裆藏雷，这就有点把《金瓶梅》和战争混在一起了。我们编剧的想象力在走一条歪路，从被邀请来华的波兰或者德国戏剧来看，他们走的是正路。
吕效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动人的戏撕裂灵魂给你看
《阿波隆尼亚》非常鲜明地提出一个问题，凭什么要我们牺牲？我牺牲了，那我的儿子怎么办？
我们的《赵氏孤儿》，在七百年前做出来，一个父亲为了国家大义献出自己的儿子从来不被怀疑，至于这个父亲个人做出的牺牲，母亲以及这个孩子的牺牲——凭什么拿我换——所有这些被国家大义屏蔽住了，没有出现。新文化运动出现后，改编《搜孤救孤》的时候，孤儿的母亲出现了，她说：凭什么把我的孩子献出来？这些个人主义的东西出现了，但仍然还是被压制的。两个男人——公孙杵臼和程婴就对她说：你这无义的女人，把孩子献出来就会给你立牌坊。总之还是用家国大义压制她，献出孩子就是道德的，不献就是不贤惠的。当一个人在道德和非道德之间选择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选择，道德已经剥夺了她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