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上的“赤裸生命”有何不同

（一）

我们今天的生命（life）概念，在古希腊则有两个词来表达。一个是Zoē，一个是bios。zoē指的是动物生命，它仅仅意味着活着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它指的是动物和人所共有的生命形式。而bios指的是生存形式或者生存风格。它意味着生命应该有一种特殊的形式，生命应该建立自己的具有某种特殊风格的生存形式。这样，bios就排除掉了动物的生命——动物不可能给自己建立一个生活形式，它是按照本能行事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bios指的是人所特有的生命形式。但是，人可以给自己建立什么样的生命形式呢？或者说，人怎样超出自己的动物生命而获得属于人所特有的生命形式呢？也就是说，人怎样从zoē的状态进入到bios的状态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人那里，生命从zoē到bios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只有参与公共政治，人才能获得一种bios，动物性的生命才能转化为政治生命，人才能从动物生命转化为人的生命。

阿伦特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对她来说，行动，积极行动，人只有和人打交道，人只有进入公共生活中，才能获得政治生命。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过城邦生活是人的本性，一个脱离城邦生活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动物。城邦生活是良善生活，人的本性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充分实现。对阿伦特来说，参与公共生活，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共同体能给人以保护，一个人只有从属于政治共同体中，他才能获得安全。进一步地说，一个人只有置身于主权这个政治框架之内，只有享受公民权利的时候，他才可能得到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他才可以穿上政治的外套，他过的才是一种bios的生活。

显然，阿伦特的观点同她的遭遇相关，她本人作为犹太人被驱逐过，犹太人曾经被剥夺了国家公民资格。她分析过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危机这二者之间的关联。一旦一个人所属的主权框架（民族-国家框架）被剥夺了，或者说，一旦他不再是一个公民了，他就可能得不到任何的保护，他的保护性的政治外套就被脱掉了，就成为赤裸生命（bare life，naked life），重新回到zoē（动物生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