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经典文献或者历代法条判例，既有包含“亲亲相隐”精神的容隐观，也不乏鼓励大义灭亲的因素（从经典文献，到法条判例，甚至民间的小说传奇，都有激赏“大义灭亲”的例子）。所以，问题的根源不是去分析哪种文化有没有血亲伦理，而是去分析该文化所保守的血亲伦理在何种处境和条件下，能够将之致以大义灭亲的地步——即在判断选择路径时，由血亲伦理出发的考量是第一位的，还是另有一个高于它的价值（行天下之大义的“兼爱”）在指导。
其实，“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并非墨者之法独有，相关论述在先秦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中多有记载，如：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尚书;周官》）；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
若考察《墨子》文本，更会发现巨子“大义灭亲”的举动，似乎也构不成墨家“大公无私”的无血亲伦理的指控。《墨子》全书未见无私表述，倒是有“虽上世至圣必蓄私”“天下之利欢”（《墨子.辞过》）的记载。《墨子》全文除了使用“王公大人”一词外，“公”字仅出现一次——“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即公义应该取同自百姓，用于辟除人们的私怨。
“墨家巨子”杀子能说明墨家蔑视人伦、冷酷无情吗？
腹䵍的做法体现墨家的“法无偏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