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高度赞赏腹䵍杀子奉法的行为——“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儿子是人们所珍爱的，忍心割舍自己所真爱的血缘亲情而去推行普天之下的大义，墨家巨子腹䵍可谓真正的“大公无私”）。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腹䵍违背血亲伦理的杀子举动呢？特别是在秦王应允特赦的情况下还如此行？
“子，人之所私也”，血亲情理是人人珍视的；但是“忍所私以行大义”以至杀子，那么被置于血亲情理之上的因素是什么？
从原典义理出发，当代新墨学认为：
第一，《墨子.尚同》篇说“信身从事”，墨家认为一个法律在君王自己也遵守之后，才会成为有效的法律。所以腹䵍的行私刑恰是行公义，而秦王的特赦恰是破坏公义；第二，墨家认为王公大人是“天下器”（《墨子.亲士》，必须守法，“以身戴行”，否则就不是兼王之道，不能“兴天下之利”。也就是说对于墨家而言，如果有什么价值置于血亲伦理之上，以至于违反亲亲相隐而大义灭亲，那就是“利爱”——即“兼爱”的最高原则。
若从孔子“杀身以成仁”，孟子的“舍身取义”视角去评价墨者的“大义灭亲”行为，十分容易出偏。按照儒家的推恩说，孔孟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又怎么会珍惜亲人的生命呢？没有亲情的百姓更不在话下。儒家阐释孔子《春秋》大义的《春秋三传》，全部有赞赏“大义灭亲”内容。而腹䵍儿子这个案子法律要惩治他儿子在前，秦王徇私情问巨子要不要对他儿子法外开恩在后。秦王违法要放过他儿子，他不接受罢了。
接受秦王罔法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接受特赦以后，墨家恐怕要臣服于秦王了。这对墨家的独立性是毁灭性打击。墨者可以个人身份任官，成为家臣（当时所有官员都是家臣身份），巨子则不能在该国不实行“墨者之法”的情况下任官。墨子不接受越国封地的时候就说：实行我的主张，我不要封地；不实行我的主张，我去任官是出卖了“义”——墨者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