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诚勇”地面对和回答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英国学者李约瑟接触到中国人和中国近代史后，他疑惑：欧亚两个人类文明的中心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都并驾齐驱，可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的科技渐渐落伍了?
2014年6月9日在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讲：“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
“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樊篱”，似乎没有比这更正确的答案了，习总一定程度上诚勇地面对和回答了这一问题。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首先来自于新的思想;而新思想的产生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宽容的社会氛围，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卓越人才产生的沃土。
百家争鸣的春秋，万象更新的盛唐，大师辈出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百花初放的20世纪八十年代，都是生动的说明。
反观明清之际我们那些智商特出的人都在干些什么呢?或承欢侍宴或皓首穷经。在这两方面，都不乏集大成者，然而对国家对民族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悲夫!
当然也有屈指可数的如李贽一类的卓越之人。然而这样的时代格外地要求他们沉着诚勇有辨别不自私。是故龚自珍受不了了，大声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又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