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陵最终婉拒了刘秀许的高官厚禄，归隐富春江畔，耕钓以终。严子陵能甘守清贫，不委身屈就，宁愿与刘秀做平起平坐的朋友。如此清白操守被历朝历代以傲骨自诩的文人视作珍贵标本，立先生为精神之楷模。古往今来，对严子陵的赞词也不胜枚举，除了范仲淹，还有陆游、梅尧臣、杨万里、徐渭等。即使到了近代，郁达夫仍以散文《钓台的春昼》寄托对严子陵的感怀。
作为余姚第一位有史可查的历史人物，史书的记述仅数百字而已。而究其人格操守形成的缘由，史书中似乎无从提取。那么，究竟是什么更值得珍重的东西在给予他精神的支撑呢？在穿越千年的岁月迷雾后，那座客星山上“汉三老碑”的出土，或许可以给出一些答案。
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六月的一天，当地村民在客星山无意中挖到一块字碑。此碑刻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名为“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简称“汉三老碑”(“三老”是汉代执掌教化的地方官职)。它是现存最古老的出土汉文石碑，没有之一。1921年秋，日本人欲以重金购取此碑。消息传来，以吴昌硕为社长的杭州西泠印社集六十余人之力用重金赎回，如今此碑仍被安放在西泠印社内，被誉为“浙江第一石”。
汉三老碑的书体介于篆隶之间，浑厚遒古，碑文记录了一位“三老”祖孙三代的名讳、祖父辈逝世的日子和后人的评价。其中写道：“三老德业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难名兮。而右九孙，日月亏代，犹元风力射。邯及所识祖讳，钦显后嗣，盖《春秋》义。言不及尊，翼上也。念高祖至九子未远，所讳不列，言事触忌，贵所出，严及焦，敬晓末孙，冀副祖德焉。”
此碑与严子陵几乎处于同一时期，估计略晚十余年。碑文对“三老”祖孙辈的名讳忌日作了详实记录，但对其下孙辈的名讳进行了回避，并对九孙之后的不为提出了警示，充分体现出当时余姚人对个人名节的重视以及对伦理祖制的注重。而“三老德业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敬晓末孙，冀副祖德焉”，则是敬告后人要传承遗风、莫忘祖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