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姚虞氏家族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虞世南。虞世南，字伯施，唐代书法家、诗人、政治家。司马光曾形容他“外和柔而内忠直”。日常生活中，他沉静寡欲、修身力行；公务事上，却性情刚烈、直言敢谏。作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虞世南深受唐太宗器重，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职。其书法刚柔并重，骨力遒劲，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虞世南有《赋得临池竹应制》、《蝉》、《奉和咏风应魏王教》三首分别写竹、蝉和风的咏物诗，清丽中透着刚健。例如《蝉》中的名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寓意君子应像蝉一样自高其德，不必凭借、受制于它物。正所谓文如其人，虞世南是何许人，诗中可见。难怪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痛哭说：“朕有小失必犯颜直谏，而今亡故，朝廷上下，无复人矣！”而“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可谓对虞世南一生最好的评价。
自三国虞翻到唐代虞世南，虞氏杰出人物数不胜数，而一脉相承的，便是这个家族共同的品质和价值取向。历经六百余年，余姚虞氏家族和严子陵、汉三老等为代表的历史人物一起，让余姚人“治学勤勉、志坚耿介”的人格传承日久弥坚。
明清两朝姚江父子们的传奇
一个小小的县域，就人居与地理规模而言，偶有一两个人闻名于世并不稀罕。称奇的是，一个家族甚至诸多家族世代相继功勋卓著，并在史书间留下不可磨灭的浓墨重彩。余姚传统中的这类现象，不仅与某个家族本身的家风渊源密不可分，更是与地域性的文化沉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张岱在《夜航船序》中写道：“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