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耳目”的性质来讲，清代还有两种与之类似的群体：“坐省”与“坐京”。“坐探”与“坐省”、“坐京”既有相似一面（有时，甚至是同一类人的不同称呼），也有不同之处。“坐省”亦称“坐省家人”、“省友”，多由州县书吏、长随家人或佐杂差役等充任，常年驻守省城，沟通督抚部院、藩臬两司，为州县探听信息，包揽钱粮解领、投文解犯、刑命案狱等事务，在地方行政机构运作中起居间协调的作用（参见裴丹青：《清代“省友”初探》，《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第八十八期）。“坐京”亦称“坐京家人”，一般由封疆大吏派驻京城，刺探朝廷动态。例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即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坐京”（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在制度上，官职中本有提塘一职，负责中央部院与各省之间的公文往来。提塘官由各省推荐咨送兵部，“凡抄刊章奏事件，寄交各省敕书印信物件，以及各部院寻常咨行外省公文，俱交给递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〇三，《邮政·塘务》）。但由于同为朝廷命官，提塘官与督抚之间私通信息多有不便，“坐京”则无此顾忌。李鸿藻之孙李宗侗曾对“坐省”与“坐京”有一概括：
坐京者，等于民国初年之各省驻京办事处，不过后者为公开挂牌之办事处，而前者极为秘密，各省督抚皆有之。“坐省”为府县派驻省城的人，见于雍正朱批谕旨，则“坐京”一名称亦必甚早。“坐省”、“坐京”皆指其人而言，并无机关，其职务以向省中报告京中政府的动态为主。
事实上，“坐京”的存在也并非秘密。乾隆皇帝曾申饬两淮盐运使伊龄阿在将其调任粤海关监督后并未及时谢恩，言语中即提及“坐京”：“前朕明降谕旨已经四十余日，两淮盐政向有坐京家人，得信甚速，原不待接奉部文，况前月二十七日，又经降旨令其据实回奏，计此时亦应接奉，乃伊龄阿仍佯为不知任意迟延，是其因调任监督，意存不满即此可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二十四）由此可见，至少在乾隆朝，地方大员派遣“坐京”已是公开之事，并得到朝廷的默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