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坐省”、“坐京”相比，坐探并没有处理公务的职能，而“坐省”与“坐京”有时则兼具坐探的侦查功能。从外延上看，坐探要超过“坐省”与“坐京”。那么，作为官员的“耳目”，坐探的委派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诸多的坐探又有怎样不同的种类呢？
坐探的委派，并非大员特权，上至督抚、下至府县，无论文武，皆可派遣亲信驻守某地探听信息。1894年，中日甲午期间，浙江巡抚廖寿丰以南京信息传递太慢，特派候补县丞熊儶前赴天津坐探军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南北交通不畅，浙江署温州镇总兵白海珊委任候补县令李承渊赴上海坐探防务。1906年，安徽与浙江交界地区匪患不断，两江总督周馥、安徽巡抚恩铭饬令皖南诸州县严加防范。时任芜湖关道童某为侦知土匪动向，即委任佐杂程子秋为坐探，赶赴浙江建德调查匪情。前举诸例中，坐探委员的身份有都是公开的。但根据委派官员的目的，坐探有许多时候又都是秘密委派的。比如，庞栋材被控一案，我们即可得知，坐探的隐秘性。庞栋材原为上海寓言报馆的馆主，化名庞芝林，因中法药房控诉一事被判罚洋一百元。此事一出，贵州巡抚庞鸿书即致电上海道台询问案情，称已委任庞栋材为驻沪委员，不知庞芝林是否即为庞栋材。经道台瑞澄的调查，庞芝林确为贵抚的坐探委员。有时，坐探也会替上司处理一些秘而不宣的事务。例如，李景枚就曾为时任浙江巡抚张曾敭转递闽防同知的一封信札及茶叶两箱、燕窝四匣（《张曾敭档九》，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九十七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从情报内容来看，坐探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刺探敌情，一为刺探政情。对前者，地方官员安置坐探刺探军情、匪情是常见的表现形式。例如，1863年12月，回民叛乱在陕甘一带蔓延，察哈尔都统阿克敦布派佐领四处查探敌情。他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写道：“现在宁夏及黄河两岸回匪盘踞，并无北窜声息，绥远等处回民均各安业；沿河口岸及毗连甘省之蒙古地方，早已设防，复安设坐探，派兵分扎。”（《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八十九）在战时通讯不继的情况下，坐探的委派就显得更为必要。再如义和团运动时期，因京津一带电线被断，南北沟通不易，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委派多名坐探前往上海、天津等地探听军情，“随时飞电密报，以便早为布置，有备无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