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刺探敌情者具有一定的突发性、特殊性相比，刺探政情者，则更是一种常态行为。刺探政情的坐探所提供的信息种类繁多，大至军政外交、小至官民冲突皆在其搜罗范围内。以浙抚张曾敭的坐探为例，中英间的开平矿务纠纷、中俄间关于东三省铁路与矿产权益的谈判、粤汉铁路商股认购情形、上海租界罢市始末、朝廷的人事变动、江西等省的警政筹办事宜等等，都被他们记录在案，呈送杭州的巡抚衙门。坐探报告对各类信息的叙述详略不一，多则数百字，少则二十余字。
从现存史料来看，晚清的坐探对教案、和约、路矿权益等涉外事务的关注度颇高。尤其是教案，记录得尤为详细。这或许与晚清的政治生态有紧密关系。教案、路权、矿权等涉外事务的处理日益成为晚清地方官倍感棘手的问题。在传统的日常政务之外，这些涉外事件与他们黜陟褒贬的关联越来越大。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外国势力强势介入中国政治，教案等问题的解决是否得当往往可以决定地方官员的仕途。就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南昌教案处理不善，江西巡抚胡廷幹、布政使周浩被革职，按察使余肇康被交部议处。鉴于此，封疆大吏们希冀搜罗更多的成例以资借鉴也就不足为奇了。
坐探报告中另外一类值得关注的信息，则是有关他省的政情或朝廷大员的动向。广西的匪患、江苏的漕运、广东的路政、各地督抚上奏的条陈建议等都是坐探探听的重点，有关封疆大吏的调动更是重中之重。例如，因安徽巡抚诚勋屡被弹劾，清廷有意撤换之。围绕皖抚的归属，浙抚坐探姚张树、李景枚两人持续关注，一有风吹草动即写入坐探报告中。例如：“（政府）拟以署东抚杨士骧补授，又闻袁慰帅以杨抚才堪胜任，恳恩补授东抚，二说未知孰是。”（《张曾敭档九》423页）甚至类似两江总督周馥回到南京、载泽何时出京这样的细枝末节，也频繁出现在坐探的报告中。可见，对政情的关注是地方要员派遣坐探的重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