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比为“啮雪海上”的苏武,叫南中莫把他当作“纳首北廷”的李陵看待。认清时代的周黎庵却点出,苏武与李陵的典故已经失效,今日之“匈奴”绝不许有苏武存在。周作人虽不至于自己送上门去做汉奸,但被动地沦为“诗赋萧索”的庾信,却是迟早的事。大阪《每日新闻》所载,或许是造谣,而将来也必将成为事实。周黎庵断言,“那时的苏武,除却殉节之外,就非做庾信不可了”。他相信周作人不肯做庾信,但也决无做苏武的可能。截断周作人的后路,逼他逃出重围,周黎庵这篇文章软中带硬,使的是激将法。
“老僧”的诗缘
“方外唱和”传入孤岛上海以后,非但令在“周案”中自愿充当辩护士的周黎庵有尘埃落地之感,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刺周”者的看法。被目为“鲁迅的党徒”的唐弢,在《文献》上发表了一篇结案陈词式的文章,题为《“老僧”的诗缘》,以文献综述的口吻回溯了“五十自寿诗”的风波。听闻周作人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以后,唐弢在《文汇报》“世纪风”上“叠五十自寿诗韵”,作吊诗讽刺知堂。随后“世纪风”上又刊出两首打油诗——双吉《宁作狗歌》、绿葭埭人《也来和知堂先生》,从立意到措辞都不如唐弢的《吊知堂》。其他刊物上所谓步原韵的和作,在唐弢这个“始作俑者”看来,“渐渐地流于下作,或如泼妇,或如无赖”,无异于把刊物当作澡堂,题打油诗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换言之,给知堂泼脏水,是为了漂白自己。
同一日的“世纪风”上还发表了阿英的《周作人诗纪》。这篇《诗纪》以诗带论,选取了周作人晚清、“五四”、三十年代的诗作,勾勒出他从爱国“志士”、“社会改造家”兼“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人”、“谈狐说鬼吃苦茶”的老僧,到事变后堕为“汉奸”的道路。周黎庵为阿英辑录的这篇《诗纪》补充了一则新材料——周作人1936年“新正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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