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言议的周作人“落水”事件

且不论周、胡二诗在立意或措词上的高下，北平“一般师友的议论”，与其说是针对诗本身，不如说是对两人立身处世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学生辈的邓广铭对周作人心理的揣测，以为胡适这八行诗勾起了周的“愧悔”之心，其向友人极力散布的用意，在“以此作为忏悔录”。就周作人当时的心境而言，他未必把与胡适的唱和当作忏悔录，但邓广铭的揣测至少透露出，有资格出入苦雨斋，相对熟悉其处境的友人，期待看到动了“出山”之念的周作人以某种形式作出忏悔。

“方外唱和诗”的传观范围不限于苦雨斋中，亦不止于沦陷北平，在周作人及其座上客的“竭力”散布下，成为士林关注的焦点。1938年底，阿英主编的《文献》杂志上刊发了周黎庵署名“吉力”的一篇文章，不仅完整地抄录了胡、周二人的赠答诗，还交待了“方外唱和”的传播路线，及这两首诗之于“方内”，尤其是上海文坛的意义。

蛰居孤岛的周黎庵从“香港友人”那里得知关于周作人的消息，“那是刊在《星座》上的两首诗，短短十六行中，传来令人喜悦和保全了士类清白的佳音，使许多人觉得几月前为他委婉声辩而写的文字并不是浪费笔墨”。这十六行诗不仅暂时保全了苦雨斋的清白，也部分修复了他对知堂老人的信仰。故其在文中颇为乐观地宣称，“关于所谓‘周案’，从大阪每日新闻揭发到现在这首自剖心迹的诗发表，似乎可告一结束”（《关于周作人先生的事》）。

且不论被外界吵得沸沸扬扬的“周案”，能否就此“告一结束”，周作人这首“自剖心迹”的答诗，确实需要放在大阪《每日新闻》揭发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背景下，才能理清它的来龙去脉。1938年5月16日，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转载了5月6日汉口《扫荡报》的一则通电，题为《武汉文艺界声讨周作人》。电文称“最近大阪《每日新闻》，内载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内容纪倭寇对民族施行‘精神奴化’之一幕丑剧，参加此剧之其他汉奸，原不足责，所可异者，素以新文学权威著称之周作人及钱稻村[荪]”，“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照片赫然，言论俱在，当非枉诬，诚我文化界之耻辱，亦国民中之败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