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言议的周作人“落水”事件

事实上，这则通电的消息来源，并非“最近”的大阪《每日新闻》，而是创刊于上海、1938年迁至汉口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因为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是1938年2月9日的事情，2月16日就已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发布出来，为何近三个月后才遭致武汉文化界的声讨？这三个月的时间差，说明通电依据的其实是该年4月28日《文摘战时旬刊》第十九号上，余士华翻译的座谈会的基本情况。除了时间差，更直接的证据是通电的某些措辞，如“精神奴化”、照片“赫然”，特别是将“钱稻荪”误作“钱稻村”，都是从译文前的编者按语脱化而来。

作为所谓“周案”的导火索，《文摘战时旬刊》上的这篇译文似乎无人细读。抗战初期，以武汉为中枢的文化界并不关心此次座谈会的实际状况——由谁发起组织、何人出面邀约，以苏武自居的周作人怎么会答应，是否曾以某种理由推托过，其在出席者中的位置，究竟在会上说了什么，这一概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照片赫然，言论俱在”！通电中的这八个字，一举击中要害，在此后关于“周案”的各方言论中反复出现，无论是取批驳还是回护的立场，都无法绕过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除了转载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这条通电，上海《文汇报》为表明自家立场，还在前头刊发了“世纪风”编者柯灵的一篇《促驾》。柯灵这篇“促驾”文的口气，与武汉方面理直气壮的声讨略有不同，虽也援引通电中“照片赫然，言论俱在”这八个字，承认周作人出席座谈会的消息“大约并非全是捕风捉影之谈”。然而，笔锋一转，提及《宇宙风》上周作人自比为苏武的通信，提及他“五四”以来的业绩，以及三十年代不问政治的“清名”，以为“累于生活，被遗留在狐鼠当道的世界，瓜田李下，召来不洁之嫌，也是很可能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