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言议的周作人“落水”事件

周作人在沦陷下动辄招咎的处境，对留驻孤岛同样进退两难的上海文士而言，“当尤有深切的同感”。柯灵深知“‘背叛民族’一类的污辞，一经沾染，就要终身负累”，他虽不愿意贸然加在周作人这样的作家头上，“但洗刷之道，还在于自己。明澈的态度，坚决的行动，我们是迫切期待着”。所谓“明澈的态度，坚决的行动”，无非是要周作人赶紧“束装南下”。旁人既不能代为洗刷“背叛民族”的污名，只好“乘机促驾”。

关于周作人事件，周黎庵在“世纪风”上发表的一篇辩解文章，题为《苏武与庾信》，是挪用周作人致《宇宙风》编者陶亢德信中的修辞——“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因为对知堂素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事变后周黎庵听说有关周作人的种种传闻，“总是付之一笑”。在他看来，从“五四”以来的周作人，到三十年代的知堂先生，思想态度虽有明显的变迁，但是从“用世”退到“出世”，即曹聚仁所谓“从祢衡到陶渊明之路”，而决不是走向热中趋利的狭道。周黎庵对知堂的信仰及思想脉络的理解，并不妨碍他对时代的大判断：抗战一起，七君子出狱，郭沫若回国，“已不是再需要‘寄沉痛于幽闲’的时代”，周作人此时“苦住北平”，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如此选择与外间对他的期待实在相差甚远，连周黎庵这样的知堂迷，也希望他“能南来领导抗战，回复五四时代的姿态”。

不幸的是，关于周作人的道路传闻，竟落实为白纸黑字，还“照片赫然”，进而招致武汉文化界的声讨，对周黎庵而言，“这正如‘曾参杀人’，虽欲不动摇一些信仰而不可得”，使其自抗战以来第一次“感到痛心、苦恼、难堪、羞耻”。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知堂的信仰，主张“看人论事”：倘使仅仅根据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载和照片，不加调查，对一个普通人，或可据为信史；对周作人这样一个有历史的人物，似乎太嫌草率，恐正中了敌人的“离间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