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06年 12月至 1909年底,上海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贵州宪政党、湖北宪政筹备会、直隶宪政研究会、福建政与会等先后成立。
出版报刊书籍,开设学校和讲习所,举办各类活动,起草商法,创办公司,发展工商业,支持各地成立咨议局,督促立宪,推动地方自治,与列强势力周旋并维护所在地国家主权……这些团体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的中心关注点,还是实现宪政。
仿行宪政的上谕颁布之后,康有为极为兴奋,在 1907年 3月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 1907年 10月在东京组织了政闻社。被梁启超称为“谭嗣同式人物”的杨度,于 1907年 6月在东京组织宪政公会,并在国内各地都建立了分会,声势浩大。
杨度活动能量极大,对宪政的精髓理解颇深。他认为中国立宪的重点是成立国会,只有建立国会,才能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他发表文章和演讲,说召开国会乃“唯一救国方法”。至于人民开化程度够不够的问题,他认为,当以“中流社会”为标准。
1907年 9月 25日,杨度派出沈钧儒等代表赴京,把一份有1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都察院,首创和平请愿。
杨度开了头,各省宪政组织纷纷签名上书,派代表到京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各地媒介也发表请愿书的内容,愈煽愈烈,形成全国上书风潮。
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于 1908年 6月批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下令各省一年内办好此事。杨度则被吸纳到体制内,在这一年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宪政编查馆行走(四品官员)。从这时起,他逐渐改变态度,要求民众“不要过激”。
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慈禧可没什么时间体体面面地收拾下,用一个“落荒而逃”去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不过慈禧出逃时却并没有携带御林军反而带领了一支与朝廷完全无关的队伍,一路上无人敢拦。